葉凱對屬地管理也有困惑，例如職業危害普查，要向街道報。葉凱說：“街道報完了，他們不懂，又叫我們去；弄完后他們仍然不懂，還要我們去弄。”再就是安全檢查，葉凱說：“現在總局、市局、區局查我們，這是專業的，就不說了；街道也查我們，就差居委會了，聽說居委會以后也去查。但有一事不明，就是街道檢查，查完就走，有什么問題也不告訴我們，我們跟人家還說不上話。”

　　政府管行業比直接管企業效果好

　　周慧是中央黨校副教授，長期關注生產安全問題。周慧認為，企業主體責任要落實到位，必須抓住六條，首先是企業法定代表人要確實履行安生生產職責。第二，企業必須做到有法必依，要有自我約束的能力。第三，強化企業的安全管理。第四，要嚴格監管，嚴格監管有幾個方面：主要是行業管理、專業監管和安監部門的綜合監管。第五，要實施有效的指導，通過調查研究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進行有效的指導。第六，靠新聞媒體來監督企業。企業如果對安全不重視，政府可以借助媒體對外公布。因為企業最怕亮丑，影響它的效益。

　　周慧說的這六條，一部分是外因，一部分是企業的內因，周慧側重談了外因。她說：“外因有兩個，一是政府監管，一是行業管理。政府監管力度不小，但為什么收效甚微，這說明政府的抓法有問題，再這么抓下去不是長久之計。安全工作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工作。所謂機構，就是行業管理機構，政府依靠這些機構并通過行業協會管理企業。政府管行業，比直接去管企業效果要好。依靠行業協會，依靠專家去檢查。把行業的專家歸到某一個部門進行統一管理。國家安監總局成立化學品行業協會，幫助安監部門制定安全標準，有效地減輕安監部門的壓力，還可幫助安監部門銜接與國外行業協會的關系，幫助其完成評價標準。總之，行業協會應該成為政府連接企業的橋梁。同時政府要引導行業協會健康發展，充分調動其積極性。”

　　將機構建到鄉鎮、村里

　　鄭建輝是懷柔區安監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他認為北京這幾年在機構建立上還是可以的，起碼到區縣這一級有了機構。但他覺得這條路還得繼續往深處走，他說：“主要是重心下移，把機構建到鄉鎮、村里，這就健全了。”據了解，懷柔區自2005年開始在鄉鎮建立安全機構，大鄉鎮3到5人，兩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小鄉鎮2人，全區一共批了46個指標，都是事業編制。鄉鎮有了，村里也該建立相應機構。比如廟城鎮，村里有安辦、有安全領導小組，由支部書記或村主任兼職；但他們只有檢查權沒有執法權。鄭建輝說：“別小看這檢查權，基層有了這個權力后，隱患就容易被發現，隱患早發現就不至于釀成事故。因此，從政府這個層面看，機構不僅要建立還要健全，這是非常必要的。”

　　安全標準化建設也是政府重視，并帶動企業重視的有效措施。鄭建輝說：“2006年，懷柔區在福田南廠（北京歐瑪柯輕型汽車廠）搞安全標準化建設，搞完之后，企業認為好，覺得搞對了，就給我們局里送錦旗，感謝我們所做的工作；很多企業到它那兒去看了后，也認為該搞。”據鄭建輝介紹，現在，就是安監部門不要求，企業也想搞安全標準化建設。企業有這個想法，政府再推一下，兩方面結合，安全標準化就搞起來了。可喜的是，企業安全標準化建設，在懷柔區已被列入政府2008年的折子工程。鄭建輝信心十足地說：“今年推幾個明年推幾個，逐步推開，效果肯定是顯著的，哪怕慢一點也可以。”

　　談到企業層面，鄭建輝認為應從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入手，因為企業安全文化包括的內容很多，安全意識、安全理念、安全目標、安全責任、安全素養、安全習慣、安全科技、安全設施，還有監管的各項規章制度，等等，什么都涉及。他以興發水泥為例來說明他的主張。他說這是一家法國企業。這幾年在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方面作得不錯，還有了一套理論。它在企業內部建立隱患查找獎懲機制，比如職工在本崗位查出隱患，一條獎勵20至30塊錢，從建立隱患查找獎懲機制上去落實企業主體責任。2006年，僅職工查出的隱患就有500多條，涉及300多人；廠里拿出兩萬多塊錢獎勵發現隱患的職工。鄭建輝強調說：“通過建立事故隱患獎懲機制來落實企業主體責任，興發水泥的作法有推廣價值。”

　　創新不是另搞一套

　　任滿生供職于豐臺區安監局，他認為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監管部門控制手段乏力，是長期制約安全生產兩大薄弱環節，只有解決好這兩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推進安全生產工作。

　　任滿生對記者說：“已經形成了的有效機制、體制，一定要堅持好、運用好、完善好、發展好。”他認為，一些具體方法已被實踐證明是可行的，可我們沒有在落實的方法上去認真研究；因此，在落實當中，很多好方法就難以到位。其實，如果把過去已經成熟的、有普遍指導性的東西堅持下去，把它用好，落到實處，就是與時俱進；創新絕不是出花點子，搞形式主義，更不是另搞一套。他以豐臺花鄉為例對記者說：“花鄉從2007年開始統一培訓村安全員，村與村之間進行交叉檢查。這些作法不是新玩意兒，更不是豐臺創造，但管用。”據了解，現在豐臺區村村都有自己的安全員。因為豐臺的特點就是城鄉結合，以出租土地和房屋為主要經營形式。如果離開與生產經營單位接觸最多，經濟利益關系最緊密的基層去搞安全管理，按任滿生的說法，就是沒了抓手。任滿生告訴記者，這就是走群眾路線，也不是什么新招，但就要這么做才行。當然，還有很多作法，例如安全文化活動、專家講座、安全培訓班、標準化建設、一票否決制、安全形勢分析、四不放過原則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都應該繼續堅持。

　　談到安全管理方針的落實，任滿生站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高度對記者說，今后很長一個時期，我們國家還會處在快速發展期，其城鎮化和城市化水平會越來越高，產業結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一定要根據本地區的產業結構特點，針對各種產業發展的現狀和未來趨勢，在做好傳統產業安全監管的同時，多做一些迎接未來的前瞻性準備。任滿生認為，安全監管要與產業結構調整相適應，要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要保護和發展以人力為優勢的基礎性生產要素，提高各個產業部門的核心競爭力，促進產業內部和產業間的安全發展。因此，而今的“安全第一”理念，是以人為本。任滿生說：“你辦企業，你賺錢，可你保證不了人的生命安全，那你就不能存在。”

　　任滿生一再強調，應依法鼓勵和支持符合安全條件的企業發展壯大；讓安全問題多的企業有切膚之痛，讓企業負責人嘗到忽視安全就難以生存的苦果，以達到源頭治理的目的。

　　政府應有所為，有所不為

　　唐明明是個老安全，現任北京市安監局監督二處處長。他認為安全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他說：“現在事故總量大，是交織在一起的各種矛盾、各種利益、各種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導致的后果。要想解決，必須建立系統觀念。”談到政府應如何管理企業的生產安全，唐明明說：“關鍵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唐明明看來，政府監管的切入點應該是行業協會或企業集團。現在，政府管了不該管的事，反過來政府累，企業累，既管不好又得擔責任。政府應該研究長遠的問題，不能充當安全員。

　　安全管理應該發揮專業人員的作用，一些施工現場的安全檢查，連居委會老太太也參加，唐明明認為這很不妥當。他說：“這到底是給現場增添隱患還是消除隱患，值得思考；更值得思考的是，還說這就是綜合治理。”唐明明意味深長地問記者：“這是綜合治理嗎？”

　　2005年，首鋼發生一起煤氣中毒事故，有人就說安全部又死人了，這話的意思是安全部門脫不了干系。可是唐明明不這么看，他說：“企業的安全管理人員應該是企業的執法者，而不是被管者和事故責任的承擔者；正因為這樣，安全員不是誰都可以干的。”記者問，那什么人才能干呢？唐明明給記者講了一個發人深思的故事的片斷：某單位領導的司機想另找事干，有關人員就問，能干安全嗎？說到這里，唐明明十分感慨：“把一個系統工程，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庸俗到如此地步，好像誰都可以干安全……”唐明明說的這種情況，現在又被另一種傾向所掩蓋，觀其實質，如出一轍。據了解，人們對注冊安全工程師議論頗多，不說其作用是否發揮出來，就說其報考條件本身就沒把安全當回事兒，不像注冊會計師、注冊審計師、注冊醫師那樣，需要專業背景。對此，唐明明認為，安監人員的地位雖不高，但需求量和工作的重要度可不小，而北京市就首經貿一個學校培養點人，是很難滿足需要的，而這些人畢業后還不一定干安全，為什么不愿意干？唐明明說：“這里面有很多矛盾，而且都是深層次的。”

　　談到責任體系的建設，唐明明站在系統的角度認為，責任主體不是兩個，而是三個，有政府、有企業、還有從業者。唐明明說：“政府監管的對象應該是行業和企業集團；企業的主體責任是一種有限的管理責任；還要確定從業人員的安全行為責任，通過企業去管從業人員，從而提高其安全意識和技能。不把這個分清，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就是累死，也不可能盯住這么多人。應鼓勵一線職工自查隱患，政府無須代勞。”

　　問其對綜合監管、行業監管和專項監管的看法，特別是安監部門與行管機構一同檢查企業時，各自如何分工，怎樣配合的問題。唐明明說：“我覺得職責應該法定，否則就各說不一。盡管《安全生產法》提了，但綜合監管的具體內容不清楚，內容不清，外延從何談起。”唐明明對安監部門的日常工作有一個建議，即指導與執法并重。他說：“行政指導是服務，行政執法是懲處不利于安全的違法行為。這兩手都要硬、都要抓。”

　　關于立法的群眾性問題，唐明明的觀點獨特，他對記者說：“立法并不比執行好現行法律重要；你立了法不嚴格執法，法有何用？”在立法方式上，他主張用社會的智慧立法，把征求意見的過程當作對法律的普及和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