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經步入法治安全時代，衡量各方對生產安全是否重視，法律是唯一標準，而科學的體制又是法律行之有效的組織保證。筆者以為，政府重視不等于政府直接管企業，也不是代勞似的為企業服務；企業重視不等于裝點門面，以隆重儀式迎接政府檢查。重視不是發號召搞活動、貼標語喊口號，重視應該是一種內在機制，并建立與這種內在機制相吻合的行政體制和能產生安全功能的機構。然而，我們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好像總有一個誤區，即政府重視就是親自抓，企業重視就是迎檢查，諸如此類；更要命的是，政府現在扮演著三位一體的角色，既是生產安全工作的領導者，又是管理者，還是監督者。

　　先來看看“政府統一領導”的提法，這是一項法定職責。可是，《安全生產法》在賦予各級政府這項職責時，只說要對“安全生產工作”加強領導，協調解決部門監管中存在的問題，沒說依據《安全生產法》加強領導。據此，筆者認為，政府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領導權雖為法定，但其權限卻超越法律，不受賦權法律本身的制約，這就給生產安全實踐帶來了“雙重標準”。作為責任主體的企業，既要依法而為，又要按政府的意圖行事。如果政府意圖與生產安全法律完全一致，企業運作便暢通無阻；如果政府意圖與生產安全法律稍有出入，企業就會夾在法與政之間左右為難；如果碰到一個社會責任感差的企業，這個“雙重標準”正好成為可鉆的空子和卸責的托辭。同樣，作為監管主體的各級安監部門，也會因“雙重標準”的客觀存在而處境尷尬。因為安監部門是政府的直屬機構或組成部門，其法定職責是依法監管，企業沒問題，各方相安無事；一旦有問題，其致因九成以上是“三違”，按法律只能依法查處，但企業的“安全生產工作”是政府在領導，難道安監部門能去查處政府？所以，這是一個隱性的，源于法律的，以人治干擾法治的現實問題。

　　三種角色，只有“監督”適合政府扮演，而且最好是“監察”。所謂“領導”，在計劃經濟時代，在單一所有制和舊的企業制度下，此角兒非政府莫屬；而今，這個角色當由法律承擔，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都以國家意志為唯一準則。所謂“管理”，則是企業自己的事，如果忽視這一點，責任主體就名存實亡，主體責任便沒了載體。常態的做法應該是，企業的開辦者，必須依法確保其符合安全條件；政府監管部門依法把好行政許可關。已經投產的企業，其所有安全問題都應自己解決；如果沒能力解決，可請行業協會和有安全資質的中介組織提供技術支持，無需政府及其相關部門介入；如果企業有問題不解決，或無力解決又不委托中介組織解決，并在不安全的情況下繼續生產，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就必須依法干預，嚴肅查處。但不能把這理解為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領導，如果政府仍把自己扮作“領導”角色，出了問題，企業反倒可以追問你是怎么領導的。

　　再來看看“部門依法監管”。前面提到的“政府統一領導”，其權限可在法外，是無限的；而“部門依法監管”，其權限在法內，是有限的。法外與法內“雙重標準”并存，部門監管必受“二元結構”制約。所謂“二元結構”，一是政府領導，一是法律。部門對企業的監管，到底是依據法律去監管，還是依據政府的意圖去監管。因為政府一定是有意圖的，只要它有表示，作為監管部門就會陷入兩難。實踐中，為什么查處事故總是要等領導表態，明明有法律，領導表態意味著什么？因為領導的態度是判斷事故跟領導有無關系的根據。領導說嚴肅查處，表明跟領導沒關系，部門就敢放手查處；如果領導不表態，部門就要琢磨這個事會不會跟領導有關，依法查處會不會影響領導形象，會不會影響部門利益。所以，基于“政府統一領導”的“部門依法監管”很容易落空；這是制度安排考慮不周所導致的結構性矛盾，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邏輯上也沒法推通。

　　所以，應該消除“二元結構”和由此而產生的“雙重標準”，給生產安全有關各方以科學的定位，建立企業、從業者、政府三方機制，各有側重，各負其責，實現法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