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礦生產是高危行業。由于機械化程度低、科技貢獻率低、安全技術和裝備水平低、從業人員素質低等原因，我國目前產煤百萬噸死亡率接近4，又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產煤大國中，美國百萬噸死亡率為0.04，俄羅斯為0.34，南非為0.13。事故產生，有其客觀性。從安全生產監管操作特點上講，由于深處地下作業，煤炭行業安全是最不容易在現場檢查落實的行業，對礦井安全的監管，難度很大。勿庸置疑的是，無論是小煤窯還是國有煤礦，發生礦難都是因為安全生產的問題：安全設備投入不足，安全操作規程執行不嚴，對安全生產的監管不力。
??? 1月17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梁嘉琨在新聞發布會上披露，僅國有重點煤礦，在安全工程、安全裝備和安全設施方面的欠帳就高達500億元。國家安監局的思路是，用三年時間，采取正常提取煤礦安全費用和安排國債資金加大技術改造兩個思路，解決安全欠賬。這個辦法無疑是負責任的，必將大大改善煤礦安全生產狀況。但是，遠水解不了近渴，長期投入來不及治理正大干快上、搶抓市場機遇的煤礦生產的安全隱患。因此，還要在認識礦難的社會背景和產生原因上換思路找出路，在遏制礦難的制度改進上換思路找出路，在形成科學的安全治理體系上換思路找出路。
??? 一、礦難是高能耗經濟發展模式的副產品，礦難頻發有某種規律性
??? 煤礦在利潤的驅使下增加開采強度，超限超負荷開采是事故頻發的直接原因。這種煤礦生產的紅火和礦難頻發都是粗放式經濟模式的反映：一方面是正向的利潤累積，另一方面是負的外部性—礦工生命的重大損失。對于嚴守作業安全生產規程、維持安全生產秩序的礦山企業來說，礦難是可以避免的；對于制度嚴格、監管有效的礦山事故的預防、預警、救助、控制體系來說，礦難損失的周期性特點是可以被監管者把握的，礦難的損失是可控而且可以被最小化的。但是，面對經濟利益的巨大誘惑，面對原材料價格節節攀升的市場環境，面對大干快上的“GDP競賽”的某些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巨大沖動，尤其是面臨并深陷其中、處于鎖定狀態的高能耗、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礦難的發生又具有必然性，礦難頻發又具有令人痛心的某種規律性。
??? 與原材料價格持續走高是觀測宏觀經濟形勢的重要指標，原材料消耗占GDP的過高比重可以作為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的觀測指標一道，礦難頻發可以看作是高能耗、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市場反應”。受巨大的經濟利潤驅使，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不放過難得的發展機遇，于是，超限開采、亂開濫采、置安全和生態保護于腦后的高密度開采大量開花，超負荷經營。在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下，煤的產量和價格成為宏觀經濟的“體溫計”：投資熱，宏觀熱，帶動煤的價格上升；宏觀面的投資降下來，會壓縮煤炭生產行業的利潤空間。巨大的經濟利潤空間，促使企業和地方政府用增產增收策略代替了適度規模條件下的安全生產策略。
??? 所以，調整對經濟發展模式的認識，形成逐步走出現有發展模式困境的共識，并從政府活動績效評價、干部任用體系等方面，讓科學發展觀扎根于各級政府的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是治理礦難的更為根本、更需要長期努力的工作。
??? 二、對煤礦生產的物質需求過旺和財政需求過旺，是礦難頻發的“需求方”原因
??? 煤礦生產的物質需求過旺是宏觀經濟環境決定的，短期難以扭轉。我國的能源結構對煤的依賴，來自于經濟發展模式對現有能源結構的依賴。我國煤炭產量世界第一（去年是17億噸，今年預計19億噸），煤的消費占了能源總量的74％，估計今后20年也將維持在70％左右。值得指出的是，20多年的發展造就了經濟增長的奇跡，然而這個增長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尚未能夠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支撐。2003年GDP總量達11萬億，占全球GDP的不到3％，而同年消耗的鋼材、水泥、煤炭、電分別占世界消耗量的30％、40％、30％、13％，對資源使用的效率之低讓人觸目驚心。只要我國能源結構中對煤炭消耗依存度降不下來，只要經濟增長中能源消耗比例降不下來，一句話，只要對煤的需求降不下來，礦難的發生就會防不勝防，“煤吃人”的現象就難以銷聲匿跡。
??? 產煤區地方政府由于財政能力捉襟見肘，也對高密度超限量開采不持反對意見。就是說，采煤企業對高密度、高強度采掘方式的依賴，又來自于一些地方政府財政結構和經濟發展沖動對GDP的依賴。由于油氣能源緊張，煤炭生產利潤空間加大，超負荷生產是順利完成財政指標、突破GDP數字的便利而不費事的選擇。對利潤、GDP指標的迷信，被難得的“市場機遇”進一步放大。這樣，政府部門與煤礦企業的直接利益聯系，就會影響安全生產監管的質量。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到2002年，阜新礦務局已欠債31.8億元，安全欠賬3.2億元，生產欠賬2.72億元，幾個主力礦井采掘嚴重失調。多年來，阜新礦區一直靠海州露天礦支撐，每年用海州礦2億多元的盈利來彌補井工礦的虧損。這樣，在煤價高企情況下，煤炭企業的高產量決定了來自煤炭企業的政府稅收增量的節節攀高，煤礦生產的高位運行又決定了煤炭企業脫困自救的經濟支撐能力的增強。一個方面增收，一個方面節支，所以說，對政府來說，煤炭生產的高位運行是一個減輕政府社會轉型財政壓力，而將這種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責任“內部化”到企業的一種“市場”機遇。只不過，這種機遇伴隨著巨大風險隱患，是以礦工群體生命安全作賭注的，造成的社會影響是極其消極的。切斷政府增收與煤礦增產這種不計安全風險的簡單利益關系，將這種“內部化”到企業的社會責任轉移回政府，政府真正承擔起經濟轉型的社會責任，是減輕國有煤炭企業生產超負荷生產壓力，從而強化安全責任的根本措施。
??? 所以，現有的將生產能力開足、甚至超負荷高位運行仍是長期存在的現象，緊繃的煤礦生產要歸于正常仍是一個長期過程。降低煤炭生產對地方政府財政增收的刺激，多種渠道緩解產煤區財政困難，是從控制煤炭的需求方面，減少礦難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