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屢禁不止，成為影響極其惡劣的社會問題，而引發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大原因就是食品監管的地方保護主義。破除地方食品安全監管的地方保護主義，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觀來考評地方政績，健全食品監管機構問責制，建立健全食品監管公眾參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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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食品監管 地方保護主義 機構問責制 公眾參與制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食品安全問題也以爆炸式方式凸顯出來，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危害了社會的和諧和穩定。諸多事實表明，每一起重大食品安全違法犯罪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存在著監管部門的監管失職、瀆職因素，而地方保護主義正是引發監管失職、瀆職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食品監管地方保護主義的原因及解決路徑，是防范食品安全問題頻繁發生的重要突破口。
　　食品安全監管地方保護主義概念
　　市場經濟是以價值規律為主導，但也離不開政府的干預。因為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存在諸多問題。但是政府干預同樣也有缺陷。食品監管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就是監管失靈的表現之一。食品監管地方保護主義就是指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為了保護地方局部經濟利益及政績，履行監管職能時失職、瀆職，導致監管行為低效率、無效率甚至負效率，無法彌補市場缺陷和實現監管目的行為和現象的總稱。地方保護主義使被保護的違法企業有恃無恐、恣意妄為，令守法企業感到吃虧，導致對違法行為的效仿，同時損害了消費者利益和經濟的長遠發展，破壞了政府公信力和國家形象。
　　食品安全監管地方保護主義原因分析及評判
　　食品安全監管地方保護主義原因分析。由于財政收入、政績、人情、貪腐、官員升遷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導致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監管的內在動力不足，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政府擔任著保障社會公共健康的重任，同時也要發展經濟，因此，政府責任常常在食品安全問題領域中發生沖突，常常會面對是堅持保障民眾健康還是堅持gdp至上的選擇。從長遠和根本上來看，這二者并不矛盾，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是為了實現民眾的安居樂業，保障民眾生命健康也是安居樂業的應有之義。但是從局部和階段性來看，二者不僅存在沖突，而且沖突還是激烈的。譬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市政府在得知實情后，居然拖延了一個月之久才上報上級國家機關，并且應三鹿集團申請加強對媒體的“管控和協調”，給調查工作進展制造了許多的阻力。作為政府責任部門，出了人命關天的大問題，不僅不迅速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的進一步擴大，反而為虎作倀，縱容掩蓋。原因也很明顯，三鹿是石家莊市的龍頭企業、利稅大戶，三鹿垮了，石家莊市的經濟發展將會遭受重創，隨之而來的是“多米諾骨牌效應”，地方政府的面子蒙羞、官員的升遷受阻。至于受害嬰幼兒的生命安全，則不在考慮之列。企業與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既為地方政府提供了滾滾的財政收入和龐大的就業崗位，又提供了官員升遷的資本，前者發財，后者升官，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試問政府對這些企業如何形成有效監管？只要沒有受到外界的追責，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企業的違法行為就難免會聽之任之。
　　食品安全監管地方保護主義評判。為了經濟的發展就要犧牲掉民眾的生命健康，這已經不是個別監管部門的邏輯思維，而是不少監管部門的一貫性做法。那么在當前階段，地方經濟發展和民眾健康誰更重要呢？我們認為，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安全權更為重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質需求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依然是我國的主要矛盾，但是隨著我國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高速發展，人民的基本物質需求已能得到保障。隨之而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民眾普遍感受到，經濟越來越好了，可是牢騷越來越多了。經濟的發展和幸福指數并不完全成正比。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也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基礎和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終落腳點在于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個體的安全、健康和幸福是衡量一個政府和社會發展的終極指標。而在目前階段，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經濟發展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么緊迫。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已在發生轉移，政府就應順勢而動，而不應固守習慣定勢。
　　第二，在當前社會的轉型時期，階層不斷分化，社會結構解體與重組頻繁，各種社會矛盾突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遭遇嚴重危機。不容否認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黨和政府帶領下，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這是取信于民的關鍵因素。但是，在當前利益結構失衡、社會矛盾紛雜的情況下，一味強調發展經濟而置民眾其他需求于不顧，改革開放三十年積累的信任紅利會逐步銷蝕。這甚至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當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經濟不增長，政治信任流失；經濟增長了，政治信任同樣流失?，F實生活中常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以及網絡虛擬空間中動不動就罵貪官、罵體制、罵政府的現象能夠說明這一點。監管部門為了經濟利益官商勾結時，不僅犧牲了民眾知情權和安全權，也犧牲了民眾對政府信任。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失去了人民大眾的信任，不僅會帶來執政困難的危機，更深層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單從經濟發展來看，為了保全暫時的階段性經濟利益，往往會失去更多的全局性的長遠利益。就三鹿奶粉事件而言，不僅毀掉了一個曾經品牌價值高達149.07億元、位居國際知名雜志《福布斯》評選的“中國頂尖企業百強”乳品行業第一位的“三鹿”，政府也被迫承擔起了補償責任，撥付了約9.2億元經費用于解決三鹿奶粉事件。①不僅如此，單就“三鹿”和奶粉業的集體淪陷所帶來的國際負面影響而言，其給中國經濟和整個國家形象帶來的“品牌損益”至少是以萬億計的，要想重新修復，所要付出的艱辛卓絕以及時間，難以估量。
　　中國制造曾經是物美價廉的代名詞，如今卻換來了“毒奶粉”的惡名。五年過去了，三鹿之痛是否消逝了，答案是否定的。香港特區2013年3月1日起實施《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根據該法例，離開香港的16歲以上人士每人每天不得攜帶總凈重超過1.8公斤的嬰兒配方奶粉，這相當于普通的兩罐900克奶粉，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奶粉限購令的根源之一，是內地居民對優質嬰兒奶粉的渴求，而內地市面供應的奶粉難以讓消費者信賴和放心。盡管中乳協表示國產奶粉抽檢合格率99%，但家長們紛紛表示奶粉必須萬無一失，以國內的需求量來說即便是1%的不合格奶粉都會對下一代造成巨大影響，況且中乳協的抽檢結果是否經得起檢驗還有待商榷。從調查來看，國內奶粉與國外進口奶粉之間難以彌補的質量鴻溝已經在公眾心目中根深蒂固，日積月累的不信任，讓國內消費者漸漸遠離本土品牌。不僅是香港，國內消費者狂掃荷蘭等國奶粉，當地的民眾對于市場嬰兒奶粉緊缺的情況表示擔憂，并向政府抗議，迫各國出臺限購令。英國、德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的超市和零售商已經開始采取限量購買奶粉的措施。如果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不能重鑄，這種經濟上的損失還會持續下去。不僅是經濟上的損失，還有國家聲譽的損失。一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卻不能在并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奶粉上取信于民，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和笑話。試想，如果當初監管部門做好事前防范，再不濟事情發生后積極主動處理，而不是藏著掖著，也不至于會落得如此一敗涂地。同樣，鎘大米事件后，被曝鎘超標的湖南大米、江西大米等幾乎被消費者貼上了禁令，很多人轉而吃起了進口大米，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大米的進口數量隨之大增。這一筆經濟賬，正應證了一句俗話-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打破食品安全監管地方保護主義的路徑
　　為了彌補市場的缺陷，實現社會公正，政府對市場的監管這只看得見的手必須充分發揮作用。不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的桎梏，食品安全的監管失靈問題無法解決。我們認為，結合目前具體情形，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堅持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觀來考評地方政績。轉變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堅持以人為本。經濟發展是國富民強的保障，但若偏離了以人為本的主線，將會得不償失。美國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邁克爾·p·托達羅所說：“我們必須把發展看成是涉及到社會結構，人的態度和國家制度以及加速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和根除絕對貧困等主要變化的多方面的過程。發展從實質上講，必須代表全部范圍的變化?！雹诿裆鷨栴}是立國之本。當下，食品安全成為最大的民生問題。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已經成為人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之一。順民意而民心順，社會就會和諧安定。沒有食品安全，就沒有公共健康，也就沒有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執政黨和中央政府必須從政治的高度來重視這一問題。政府績效管理的基本功能，就是以明晰的指標、準確的分值和可以判別的位次，對政府機關和層級政府之間進行有效評價，引導各級政府機關和部門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發展觀。當前政府考核干部的指標側重于當地經濟發展，這就引導政府官員為了獲取最大政績，犧牲其他利益，盲目發展經濟。為了招商引資，部分官員放棄底線，一味搞好和商界的關系，形成利益共同體。這是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源性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從政治的高度得到重視，食品監管的地方保護主義將無法從根源上得到解決。具體建議如下：第一，降低經濟發展在考評指標中的權重，gdp不再是約束性指標，提升民生指標的權重，尤其是食品安全方面，鑒于目前食品安全呈嚴重態勢，可以實施一票否決制。應建立一套食品安全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用數據來考核。比如運用當地總人口數量以及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次數等，指標體系要有科學性針對性。第二，考評機制一定要做到面向公眾，由公眾為政府績效做出科學、公正的評價?？冃гu估由績效管理機構組織有關機構，根據績效評估內容，設計服務對象測評表和社會公眾問卷調查表?？荚u標準、考評內容、考評結果一律在政府網站公開，并在主要媒體上廣為宣傳?？荚u期間，任何公民（除本人外）均可上網打分，每一位參與的公民都會得到消息反饋和有關說明。消費者組織、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市民組織等也可以在接受委托或未受政府委托的情況下，獨立開展對政府及其部門的績效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