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內蒙古烏審旗環保局又委托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華南院”)重新檢測,結果顯示,湖水中PH、總氮、總磷、氯化物、氟化物、化學耗氧量、砷超出地表水五類標準,鐵、錳超過集中式飲用水源地表水源地補充目標限值,其他指標符合《地表水環境質量》(3838-2002)五類水標準。
“總體而言,本檢測結果與SGS及烏審旗環保局結果基本一致,額日克淖爾湖與參照湖湖水指標基本一致。”華南院的《監測報告》稱:“現場也沒有發現鉆井廢液繼續排放的跡象。”
但記者注意到,SGS公司的檢測結果并未下此結論,并且,華南院的所有檢測報告及檢測數據處均沒有“簽字、蓋章”,在其《監測報告》上留下的聯系方式0477-7213447是烏審旗環保局的舉報投訴熱線。
據相關環保監測法規,“報告封面及監測數據處無業務專用章、無騎縫章、無責任人簽字的,本報告無效。”
記者致電華南院監測中心,對方稱,“是做過烏審旗委托的監測,無蓋章、簽字是因烏審旗沒有付款,”至于為何留下的是烏審旗環保局的投訴舉報熱線電話,對方稱:“不知道為什么。”
為弄清嘎魯圖鎮政府的《情況說明》與烏審旗環境監測站的《檢測報告》,及兩份《檢測報告》存在出入的原因,本報記者致電嘎魯圖鎮政府辦公室,其負責人稱對此事無發言權,建議記者采訪旗政府,但旗政府辦公室稱,對此事一概不做回答。
隨后,記者致電烏審旗環保局,哈姓部長告訴本報記者:“檢測結果還未出來,出來后再做回答。”但當記者稱兩份《檢測報告》均在手中時,哈姓部長在說了句“哦”后,直接掛斷了電話,截至發稿,記者多次回電,哈姓部長再未接聽。
尋求外援的典型救贖之路
這次會議并沒有像牧民以及與會專家預期的那樣。
2013年5月,牧民決定派代表進京求援。
“他們找了民間環保組織達爾問‘自然大學’,然后找了公益訴訟律師,律師找到了我。”趙章元對本報記者表示,在看了牧民提供的相關材料后,他決定親自去當地調查。
然而,據趙章元表述,就在他們一行剛到牧民家10分鐘后,村長、鎮長、烏審旗旗長和書記、鄂爾多斯市的環保局局長等人陸續到齊。
由于決定暗訪,趙章元一行此前并未與當地政府取得任何聯系。“他們應該是聽到了風聲。”趙章元解釋。
“暗訪”計劃失敗。在之后的時間里,趙章元一行所到之處均有十余輛車跟隨,“以確保安全”。與趙章元同行的某家媒體記者隨后也被單位召回。
進入2013年6月,事態不斷升溫,牧民要求徹底查清牛羊的真正死因,決定邀請專家召開研討會。
對于牧民召開“鄂爾多斯烏審旗湖水污染牲畜死亡事件”專家研討會的請求,嘎魯圖鎮政府并不支持。
鎮政府態度的轉變并未出乎當事人的意料,據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牧民只得到了45萬扶貧款,平均每戶3萬。而中石油給政府的遠不止這個金額。”
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牧民遂決定自己湊出召開會議的費用。
研討會于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元辰鑫酒店召開。會議邀請了多位環保領域的知名專家及媒體。會上,嘎魯圖鎮鎮長那日蘇對一些問題進行了現場答復,并稱“會保障牧民人身安全和自由”。
但這次會議并沒有像牧民以及與會專家預期的那樣,對中石油長慶油田涉嫌排污入湖事件的解決起到多少促進作用。
環境污染事件立案的尷尬
環保訴訟立案門檻高,受損害的弱勢群體很難短期獲得因果證據。
與曾經發生的諸多環保事件類似,牧民試圖走法律途徑的道路并不通暢。
在鎮政府對中石油進行處罰之后,牧民曾對草場和湖泊進行了拍攝。視頻顯示,湖周草場上遍布著大小不一的盛滿黑色液體的坑洼,另有一條碗口粗的軟管正將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湖中。湖水呈黑色,漂浮物泛著油膩的白光。
“我應律師邀請實地考察了現場,發現周圍除了長慶油田的天然氣井之外并沒有其他污染源。”趙章元告訴本報記者,“按照操作規則,鉆井作業完工后,要及時對臨時性污水坑進行處理,防止污染。鉆井污水中含有很多難降解污染物,屬于高分子有毒有機物,甚至有些具有致癌性。”
據悉,涉嫌造成污染的5-15-27AH天然氣井于2012年6月11日完成鉆井作業,其間,烏審旗嘎魯圖鎮曾責令污染企業制定無害化治理技術方案。
然而,中石油并未對氣井做無害化處理。趙章元告訴本報記者:“直至1年后的2013年5月,仍可看到大量裸露在地面的臨時污水坑,而本應用于處理污水的污水罐卻至今全新。”
趙章元援引最高人民法院《解釋》,在考量環境污染罪行時,“閑置污染防治設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設施不正常運行的,應酌情從重處罰。”
然而,這并不能建立起污染與牛羊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
“就我們現在掌握的證據,如果沒有司法鑒定,事是說不清的。”中咨律師事務所律師夏軍告訴本報記者,他并非牧民的代理人,對整個事件的參與只是公益行為。另據夏軍介紹,做司法鑒定大約需要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
關于排污與死羊之間的因果關系,夏軍表示,沒有司法鑒定就不足以支撐法官立案,牧民首先要基本證明因果關系的存在。
環保NGO“自然大學”草木學院和鄉土學院李濤認為,環保訴訟立案的門檻過高,污染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受損害的弱勢群體很難在短期內獲得足夠的因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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