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開采小煤窯造成傷亡事故或其他嚴重后果按刑法可定為重大責任事故罪，而刑法134條規定了重大責任事故的客觀構成要件是(1)不服管理、違反規章制度；(2)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1998年最高檢司法解釋規定“無照施工經營者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可構成本罪的主體”。那么如果非法小煤礦僅存在不服管理，違反規章制度，而未存在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是否可依134條追究責任，如按134條追究則與司法解釋規定相悖。如以非法采礦罪來定性，對未經責令停止開采而非法開采的，如何定性?《刑法》第135條規定“工廠、礦山、林場、建筑企業或者其他企業、事業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經有關部門或者單位職工提出后，對事故隱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構成本罪須有“經有關部門或者單位職工提出后，對事故隱患仍不采取措施”，但在實踐中由于有關部門的不作為，導致對事故隱患不能及時提出，另外由于部份煤礦職工素質低下，對事故隱患未能正確認識，對存在的隱患未提出，那么對于此種情形是否可適用135條定罪?如適用則與立法相悖，如不適用則造成放縱犯罪。這些都是難點問題，特別是遇到具體的個案更是無所適從。

　　三、如何進一步完善法律加大打擊力度

　　鑒于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煤礦安全事故犯罪規定較為籠統、原則，使得司法機關在辦理煤礦安全事故案件上常難于把握，故此筆者認為：

　　（一）由于犯罪主體身份的多元化，原有的司法解釋在刑法修訂后已不適用新形勢下的犯罪主體的認定，因此有司法解釋權的機關應結合司法實踐及刑法制訂司法解釋明確犯罪主體，特別是針對一些特殊情形的犯罪主體。同時對于重大責任事故罪在客觀上表現的表述不明朗，筆者建議，對于刑法第134條應作如下表述：“工廠、礦山、林場、建筑企業或者其他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由于不服管理或者違反規章制度，或者安排工人違章作業，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通過這樣的修改，將原來的兩種客觀表現改變成以下三種情形：(1)不服管理；(2)違反規章制度；(3)安排工人違章冒險作業。只要行為人在客觀上有上述三種情形之一，并造成人員傷亡或嚴重后果可定罪，“不服管理”主要針對的是工人，“違反規章制度”主要針對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安排工人違章冒險作業”主要針對管理者、經營者。

　　（二）在程序上有權機關要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由省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對事故進行調查作出事故原因的鑒定，同時亦由省級地質礦產主管部門按明確的評定標準對安全事故犯罪造成嚴重后果進行評定，對于情節特別惡劣的認定以嚴重后果數額的3倍為標準。同時，為快速及時地處理案件，省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根據案件情況可委托縣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進行評估和鑒定。對于當事人不服省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對事故原因及嚴重后果的鑒定需要補充或重新鑒定的，地質礦產主管部門應重新隨機調配具有資質的鑒定人員重新或補充鑒定。對于當事人不服縣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對事故原因及嚴重后果的鑒定需要補充或重新鑒定的，由省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進行重新或補充鑒定。司法部門只須對煤礦主管部門作出的鑒定或評定，在程序是否合法，內容是否屬實方面進行審查并予以認證即可。

　　（三）對于非法亂挖濫采礦產資源未造成人員傷亡行為之立法建議。

　　我國《刑法》第343條已明確規定了非法采礦罪都以“經責令停業開采拒不停止開采，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作為構成本罪的條件，這樣就達不到在刑法角度上從根本上打擊非法開采小煤窯的行為，故此筆者建議，只要存在違反礦產資源法的規定，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經有關主管部門關閉過兩次以上，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如經有關部門關閉三次以上不受數額的限制)就可按非法采礦罪定罪處罰，而無須經過“經責令停止開采”的過程，但前提須有明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并非明知行為的刑事違法性。

　　（四）對于非法開采礦產資源造成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之立法建議。

　　筆者認為有權機關應就非法開采小煤窯造成傷亡事故或其他嚴重后果出臺相應司法解釋，明確非法開采的小煤窯只要造成傷亡或嚴重后果經營管理者應按重大責任事故罪定罪，在量刑上則應偏重處罰，因為從實踐來看無證小煤窯造成的后果較有證開采還嚴重，縣從某種角度來看，無證開采違章的過錯較有證開采大。因此只有在刑罰上加上打擊力度，才能有效遏制小煤窯的非法開采，同時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下來，對于基層政法部門辦理類似的案件有了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