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本案中，杜某在事故發生前，的確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加班工作，對其身體確有產生疲勞的因素，其遭遇的確非常值得同情。在現實層面，各行各業都存在這種勞動者超出法定工作時限加班的現象，尤其是廣大公安干警。但我國的立法僅對勞動者加班應享有的經濟補償予以了規定，在隨之可能導致的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領域仍是一片空白。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只有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受傷，或者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突發疾病死亡或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才可認定為工傷。也就是說，即便勞動者是因為超負荷工作疲勞而導致了受傷或疾病，但只要受傷事故不是發生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突發疾病不是發生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或者即便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但經搶救后勞動者沒有在48小時內死亡的，通通不能認定為工傷。這樣的規定未免太過于狹窄，太不夠人性化。法律在此層面上的空白，也進一步加劇了用人單位肆意的過勞用工，使勞動者長時間處于高強度和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之下。

　　筆者不禁要想：既然勞動者八小時外工作的境況不能消除，那么從保護勞動者權利的角度出發，是否應當盡快立法將疲勞過度引發的傷害事故、疾病和死亡納入到工傷認定中來？實踐中已有部分國家將疲勞因素納入到了可認定為工傷的范疇。如日本立法明確規定：如果疲勞過度以及疲勞過度導致自殺被認定為勞動災害(簡稱“勞災”，相當于我國的工傷)，可以提起勞災保險申請，從而能夠受到療養補償、損害補償、遺屬補償等。而近年來，我國因超負荷工作引發的過勞死頻頻出現，并日趨年輕化。2012年8月28日，央視解說員陶偉猝死，專家稱陶偉可能因熬夜解說引發過勞死；2012年8月2日，浙江電臺25歲女主播郭夢秋在無任何疾病的情況下突發心肌梗塞猝死；2011年12月15日，大唐移動年僅23歲的女員工方言疑因長期熬夜加班引發猝死……一個個鮮活生命“猝”不及防的逝去，讓我們警覺：將疲勞引發的傷害納入工傷立法已經刻不容緩！

　　不過，在立法將疲勞致傷、致病或過勞死納入到工傷認定范疇的同時，以下幾個問題也應當一并予以規范：第一，由誰來作為鑒定過度疲勞的主體？是醫療機構，專業的鑒定機構還是社會保障部門？由于勞動者個體的差異，以及工作性質、勞動強度的不同，每個人可能出現疲勞的條件不同，不同崗位導致疲勞所需的時間也有差異，這既需要社會保障部門更為細致的調查取證，也需要具有專業技能的醫學機構進行界定。第二，如何界定勞動者是否過度疲勞？相關部門必須出臺詳盡的規范性文件對過度疲勞的標準予以確定，使鑒定機構在認定時有標準可依，同時又有效避免了因標準缺失而可能導致的、以過勞死名義騙取工傷保險待遇的發生。第三，如何界定疲勞與傷害事故或疾病間是否存在關聯，以及關聯性大小。這些都是將疲勞引發的傷害納入工傷認定同時需解決的問題。我們可以參照最早出現“過勞死”一詞的日本的做法，他們對過勞死的認定標準，就從最早的只調查死亡之前一個星期內的工作狀況改為調查六個月內的情況，以掌握“疲勞積蓄度”，考慮除工作時間之外的其他主要原因，如出差的頻繁程度、工作環境等。

　　筆者認為，從構建“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障勞動者權益出發，理應加快將疲勞導致的傷害納入工傷認定立法的步伐，從而牽制用人單位肆意安排勞動者加班的陋習，進而從根本上保障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