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維持工傷認定

　　金山區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根據《條例》第五條第二款和《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被告具有在本行政區域內行使工傷保險工作的職責。

　　關于事實認定，依照《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定，原告在被告向其發出《補充證據通知書》后，也未在規定的時間內舉出相反的證據證明羅的死亡系非工傷。對于王丹與保潔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原告并無異議，被告依據本報記者趙竺安的采訪錄音、王丹的考勤卡、王丹上班交通線路圖，認定事發當天羅系在上班途中，該節事實認定依據充足。因此，被告認定工傷所依據的事實不僅有相關的證據可以證明，也符合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王丹死亡后，第三人石林作為家屬申請工傷認定，符合《條例》的相關規定。被告所作出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其執法程序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

　　關于法律適用，依據《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的規定，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認定為工傷。從該規定看，認定工傷的構成要件為“上下班途中”和“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與以往國家及本市的相關規定相比，《條例》取消了過去規定中有關責任因素、上下班線路等條件，其立法本意是為了保護職工合法權益。《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因犯罪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從《條例》之立法本意出發，應以第十四條作為一般條款，而以第十六條之規定作為例外情形。2006年3月1日《治安管理處罰法》實施后，違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為未明確納入該法的調整范圍。因此，將在交通事故中負主要責任作為違反治安管理的情形排除出工傷認定的范圍缺乏法律依據。盡管王丹在事故中負事故的主要責任，仍應適用《條例》第十四條之規定。綜上，被告所作出的被訴工傷認定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執法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法規正確，依法應予維持。

　　2008年4月3日，金山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維持上海市金山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于2007年10月18日作出的工傷認定具體行政行為。

　　保潔公司不服，上訴至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保潔公司認為，雖然保潔公司與王丹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但無直接證據證明王丹系在上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石林的身份證與結婚證上記載的出生日期明顯不符，金山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未嚴格審查即予立案，程序違法，金山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在收到作為本案定案證據之一―――本報記者趙竺安采訪鄧女士錄音材料后的第四天即作出工傷認定，時間過短，審核不嚴。根據原《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的規定，王丹因在交通事故中負主要責任，不應認定為工傷。雖然該行政法規已失效，但是法律應當具有延續性，本案中王丹的死亡不應被認定為工傷。金山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答辯稱，根據搜集的證據所查明的事實，足以證明王丹在上班途中遇交通事故身亡。

　　王丹雖然負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但公安機關至今沒有認定王丹違反治安管理法規，因此，不能據此否認王丹為工傷。

　　不久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駁回保潔公司的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工傷之爭有法可依

　　二審判決后，筆者走訪了有關法官。法官認為，本案例的關鍵在于，在傷害事故中負主要責任的當事人是否能被認定為工傷。同樣，分析本案例時，除了要準確把握、運用相關政策規定外，還需要對工傷保險的基礎知識合適運用。《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應認定為工傷。《工傷保險條例》對1996年原勞動部發布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作了修正，對上下班途中事故作了更為準確、合理的規定。對該項規定應把握以下幾點：一是，“上下班途中”即包括職工正常工作的上下班途中，也包括職工加班的上下班途中；二是，這種傷害即可以是職工駕駛或乘坐的機動車發生事故造成的，也可以是職工因其他機動車肇事所致；三是，此種事故傷害發生的區域范圍應當包括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等供車輛、行人通行的地方；四是，《工傷保險條例》未對交通事故的責任問題提出要求，在這種事故中無論職工承擔主要責任、次要責任還是根本不承擔責任，都應認定為工傷。此外，從《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精神之一―――工傷認定的適用“無過錯原則”來考慮，也應得出同樣的結論。王丹雖系違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行為，但并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因此，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做出的認定決定是正確的，無論王丹是否應承擔交通事故的責任，都應認定為工傷。

　　法官還認為，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類似案例時，還需要排除認定對象犯罪或違反治安管理的情形，如因為當事人無證駕駛、醉酒駕駛、駕駛無牌照的機動車輛而發生的事故，則不應認定為工傷。在本案例中，王丹的行為雖屬過失行為，但非蓄意違章，因而應排除在“不得認定為工傷”的情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