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在內的突發事件時有發生。突發事件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帶來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影響社會秩序和經濟持續協調發展。從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我國南方雪災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應對過程中，可以看出，我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積累了許多應對突發事件的經驗。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目前應急管理工作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如危機意識不強，危機預警、反應和處置能力有待提高，社會自救能力還比較欠缺，法制還不夠健全等，所以，我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政策和措施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我國在突發事件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應急法制的缺位

　　無論常態還是應急狀態下，政府行為法制化，依法行政，是政府實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則，政府在緊急狀態下的行政應急權力也是法律授權的結果。我國目前對公共緊急狀態和危機情境的對抗手段比較分散，行政命令還優于法治。從立法角度來看，我國先后制定了對付社會動亂的《戒嚴法》，對付重大自然災害的《防震減災法》、《防洪法》和《消防法》等，不過這些法律本身具有很強的獨立性，部門管理的色彩很重，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上也存在協調等多方面的問題。雖然以非常效率出臺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取代了《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如何防止在危機狀態下公共政策侵害公民權利，如何進行監督我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現狀等也都是法律的空白點。

　　(二)社會參與力量缺席

　　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政府是有限的政府，管理范圍有限，責任有限。SARS發生之初曾一度失控，這種在公共事務中依然自覺“全能”的政府治理思維不能不說是一個禍根。這些突發事件暴露出政府治理在培育和發揮社會力量作用方面的缺陷：一是傳統政府管理思維限制了民間組織在公共突發事件中扮演角色和發揮作用，政府一直處在主導地位，并習慣于以行政為主導的行為程序；二是忽視民間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實力，未能給這支力量發揮作用提供適度空間和保障。此外，由于種種法律、政策、觀念等障礙，目前，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力量發育不良，自身也存在許多問題。由于“全能政府”的存在，我國政策社會化程度不高，導致非營利組織的聲音依然微弱，多數公眾對其了解不足。

　　(三)官員問責制度缺失

　　SARS事件的經驗教訓就在于有的政府官員漠視人民的知情權，漠視民眾的利益，從而使得民眾付出了巨大代價。而這些政府官員之所以敢如此，就在于以往的政治制度安排讓政府官員不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對上不對下”是原有官僚制度固有缺陷，在涉及人命關天的突發事件面前，固有的思維慣性造成某些地方和部門對相關疫情的隱瞞、緩報甚至欺騙。按照以往慣例，一般都是官員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錯誤，才會被免職。真正因為工作不力者責權范圍內出現重大問題而被免職的很少，過于強調官員個人的主觀動機，而不論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種權力與責任對等的意識。“以兩名部長級高官被免職，開始追究官員責任為標志，隨后全國各地先后追究數百官員的責任，停職檢查、免職、黨內警告和政紀處分。這是我國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處分失職官員”，成為我國推動政治文明進程的一個顯著標志。我國在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還包括全球衛生援助以及各部門間溝通與協作不足、疾病檢測能力不足、缺乏訓練有素的公共衛生工作人員、疫苗研究能力的萎縮等。針對這些不足，我國政府在積極地探索道路和改進辦法，在實踐中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完善，爭取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模式。

　　(四)應對機制缺損

　　隨著社會發展進程的加快，危機事件的意識在人們頭腦中開始確立，也有過針對危機事件處理的單個立法，有關部門(如公安、衛生等)也建立了一定的處置危機事件的應對預案，但由于考慮缺乏系統，部門意識濃厚，完整、系統的應對機制尚未完全形成。表現為：一是缺乏整合機制。國家、各省、市也都相應建立了若干個諸如國安小組、維穩小組、反恐小組等，但在這些機構之上則缺少一個類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或俄聯邦安全會議這樣的常設危機協調處置的專業機構。因此，各部門各自為戰，情報信息缺乏共享，處置力量缺乏共用，造成效率低下、成本過高、效能受限。二是缺乏協調機制。我國現有危機管理模式對單位危機事件的反應能力比較強，而對涉及眾多部門、組織和社會公眾一起參與的復合危機事件的快速反應慢且效率低下。究其原因是我國在危機處置機制的建設中，尚未擺脫過去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部門、系統進行分類救援的模式，對事件本身與社會的關聯性考慮的不多，缺乏應對開放性事件的開放性思維。因此，往往出現應接不暇、手忙腳亂的場景，一旦發生問題許多領導現場組織指揮反而出現紊亂，甚至出現無所適從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