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原因在于：a．僅可測度的事故經濟損失可以補償，其占總損失的比重非常小。b．職業病的識別與歸屬難于進行。在美國，與致命傷亡相比，致命的職業病其預計可能得到的補償概率為總損失的1％o，而致命的職業病發生概率是總損失的10倍。c．職工的收入損失只換來部分補償。d．企業對于職工的傷害補償刺激的反應可能不是降低風險，而是采取措施減少賠償。包括少報事故，提前遣返受害職工和迫害提出起訴的職工等。
　　
　　值得一提的是，存在受害職工不上訴的情況，它直接影響到職工傷害補償體系
　　
　　的效果，及其對企業的刺激作用。與管制體系不同，職工補償體系要求職工采取主動措施，提出上訴。否則，補償問題無從談起。其結果將是事故補償數遠遠低于可補償事故數。據Leigh等估計，美國約一半的事故損失未得到補償。
　　
　　(3)第三代經濟激勵：事故稅和責任共同體近年來，工業化國家不斷推進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仍然在加強經濟激勵和直接采取措施保護職工兩者中選擇。
　　
　　一個最新的提法是征收事故稅。英國EdwinChadwick在一個半世紀前就有這個提法。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最直接和有效的刺激方法，因為它無需保險體系，如職工傷害補償的參與。其稅收可用于補償受害職工，或支持職業安全領域的研究。
　　
　　然而，這種事故稅的提法并非理想。因為，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無力支付數額巨大的事故稅，強行征收無異于將其排擠出局。所以，另一個提法是將中小型企業分為若干類型或小組(如荷蘭的做法)，成立‘‘責任共同體”，共同體或小組內成員相互監督，使公共損失最小化。另外，事故稅有其局限性，由于職業病難以識別和歸屬，故事故稅難于實行。除這些缺點外，因其固有的事后性，事故稅亦不能取得經濟激勵的效果。
　　
　　我們還需要考慮的是稅率問題。對于有不良記錄事故的企業應用重稅，但是如果企業采取補救措施，并經專家通過，可以不用或減輕稅罰。如果企業可以對事故產生的原因加以說明且真實可信亦可減輕稅罰。否則，企業在稅罰第一年，收取附加的100％額外費用，在隨后的每年收取25％，直到環境得到改善或達到200％的稅罰限額。
　　
　　此方案的提出是基于一種考慮，即只有在獎罰分明的情況下，才能引導企業改善安全環境。現實告訴我們，稅罰應用以后，事故總起數和事故損失的確有所減少。
　　
　　①經濟激勵應當針對的是法律允許的事故風險。非法行為應當通過檢查和檢舉的方式管制。
　　
　　②經濟激勵的管理單位與執行安全標準的管制單位之間是緊密的協作關系。③職工傷害補償金額的確定首先依據的是企業的行業分類和職工的職業分類。
　　
　　④費用應當隨安全水平的提高而減少，以刺激企業通過技術改進、教育培訓、建立良性安全生產循環的努力。
　　
　　⑤通過補償體系的財政收入協助中小型企業改善安全環境。⑥對于有條件投資提高安全水平的企業提供貸款優惠。⑦允許安全達標企業對此進行宣傳。
　　
　　然而，經濟激勵永遠不能達到職工對于安全生產的需要。它僅僅可以抵消損失未內部化的負面影響，因為完整地計算事故損失是不可能的。企業對于經濟激勵的反應也有不確定性。最后，對于安全環境的關注不能限于經濟計算，我們應當時刻注意將非經濟因素考慮在內。
　　
　　無論如何，我們認為經濟激勵將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并與自問管制和自我管制一起對改善工作環境發揮重要作用。
　　
　　3·妥全經濟激勵的應用
　　
　　(1)企業外部的解決對策國家及各地區政府加強法制建設。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外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管理上。因此，應盡快制定適合這兩類企業特點的員工安全管理法律、法規，明確各方管理權限，建立監管體系，將這些企業的員工安全管理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另外，可以參考國際慣例來完善我國企業員工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國際勞工組織自1919年成立以來，已經頒布了大量有關勞動保護方面的公約、建議書，形成了一套符合現代化大生產要求和適應許多國家實際的勞動保護法規體系，具有通用性和可操作性。借鑒國際公約，不斷完善我國企業員工安全法律體系，不失為一種捷徑。
　　
　　總之，在改革開放向更深層次發展的過程中，企業員工安全管理必會遇到各種新的問題，制定完善、健全的法律體系，依靠法治是宏觀調控的有力手段。
　　
　　(2)經濟處罰對策對企業因忽視員工安全管理而引發傷亡事故的，除了加大法律監管力度，還要適當使用經濟處罰；而對于員工安全工作做得好的企業，也可予以經濟上的獎勵，從而發揮經濟杠桿在遏制傷亡事故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