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級煤礦安全監察機構不斷加強煤礦安全監察執法力度，全力以赴打好煤礦整頓關閉和瓦斯治理攻堅戰，為調整優化煤炭產業結構、有效遏制煤礦重特大事故奠定了基礎。據統計，10年來，全國煤炭年產量由10億多噸增長到近30億噸，百萬噸死亡率卻由5.4降到1以下，這些都充分印證了我國現行的“國家監察、地方監管、企業負責”的煤礦安全監察格局的制度貢獻。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建敏在《在紀念煤礦安全國家監察體制創建十周年座談會》上也指出，“實踐證明，建立煤礦安全國家監察體制，是新形勢下加強煤礦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戰略舉措，完全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安全生產工作的實際需要，必將因其里程碑意義而載入史冊。”

　　從經濟學的視野來看，煤礦和其他企業沒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個財富的創造者，是一個利潤的發酵機。當下，我們正大踏步地向市場經濟轉型，市場經濟強調經濟主體的自主與自由，企業的潛在訴求都希望政府公權力“管得越少越好”。但是今天我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強調對煤礦的監管，強調政府在煤礦安全生產中的公共責任。這是因為煤礦安全生產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利潤，關系到國家的稅收，關系到百姓的收入，更關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煤礦安全生產問題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煤礦安全生產已不僅僅是企業內部的事情，它關系到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因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甚至國際問題。政府的公權監管因而成為必要和必需，所以，不管經濟體制改革的基調是多么的趨向于市場自由，不管煤礦的產權體制改革是走向國有化還是民營化，抑或是“混合化”，政府對煤礦生產的安全監控都是永遠不會缺位的。實踐證明，諸多安全事故的發生，都是由于安全生產投入不足所致。煤礦作為一個企業，追求利潤是他的天職，是他的本能，我們不能指望他們的良心發現，主動加大安全投入，而應通過法律責任的追加，讓煤礦不敢忽視安全成本，不在安全生產上“偷工減料”。

　　煤礦安全監察是政府的一項重要公共管理活動，現行的煤礦安全監察體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礦難的泛化，但我國煤礦安全狀況一直不容樂觀，百萬噸死亡率一直遠遠高于世界上其他產煤國家，卻是個不爭的事實。我國現行的國家監察、地方監管、企業負責的煤礦安全監察體制存在多頭監管、重復監察、監管不細、監管缺位、權責不分等不足。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法律法規的不完善，現有煤礦安全監察的法律法規既有相沖突的地方，也有許多法律的漏洞，另外還存在操作性不強的問題;其二是由于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糾結而造成的，部門利益之爭造成交叉監管多頭監管，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監管不力監管缺位的問題。

　　煤礦安全監管是一個系統工程，安全監管不僅要強調事前的監督和事中的監督，尤為重要的是要強調事后監督。事前監督強調相關制度的健全，事中監督強調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事后監督就是強調對違法責任的落實，也就是要匹配司法權力，讓司法成為根治礦難的終級力量，這既是落實法律權威的必要，也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衡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