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煤礦安全專項整治和安全許可工作力度的不斷加大，山西省煤礦安全基礎工作有所加強，但煤礦安全基礎并不牢固，安全生產隱患仍然很多，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僥幸麻痹型”。思想僥幸麻痹是最大的隱患，一個地區在較長時間未發生重大事故的情況下，最容易產生麻痹僥幸心理，企業負責同志思想上安全之弦放松，大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之勢。在這種情況下，有的礦整改走過場，有的礦“三超”現象嚴重，有的礦仍然使用畜力運輸，有的基建礦井未進行安全設計驗收便投入生產。

　　二是“歷史遺留型”。一些煤礦開采煤炭歷史悠久，多年來積淀的水、火、瓦斯等重大災害隱患多，采空區面積大，加上礦領導和包工隊更替頻繁，礦井地質資料不全，重大事故隱患具有隱蔽性，不易發現，尤其是透水事故，防不勝防。

　　三是“關聯型”。在小煤礦聚集的地方，不少煤礦相互聯通，好像“地道戰”，造成風流嚴重短路。山西省塑州市細水煤礦“3.19”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不僅本礦死亡52人，而且波及到相鄰的康家窯煤礦，又造成20人死亡。一些地區煤礦井田面積小，密度大，資源糾紛多，有的煤礦為了搶占“領地”，暗中“圈地”，往往在布置巷道過程中越了界，人為造成重大事故隱患。

　　四是“體制型”。現行煤礦體制改革與安全職責脫節問題相當普遍。2000年以來，隨著煤炭市場的復蘇，煤礦成為人們投資的熱點，煤礦投資人的成份與改制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利益主體多元化。同時，隨著煤礦的體制轉換，原有體制中一些管理辦法，在轉換過程中丟掉了，而新的體制尚未健全，安全監管形成“空檔”。一些不熟悉煤礦管理的投資者買到了煤礦的經營權之后，不懂煤礦安全管理工作，對重大安全隱患視而不見、見而不懂，又聘請了“名義礦長”，但這些礦長是有職無權，“當家不主事”，想解決的安全問題需花錢，說了又不算，致使隱患得不到及時整改。

　　五是“作弊型”。一些煤礦為了對付安全檢查，造出一些“旅游景點”巷道和工作面，專供安監人員檢查，筆者和監察人員在一個煤礦檢查時，礦方把騾子密閉在巷道之內；在一個煤礦驗收工程時，礦方剛打好的密閉泥尚未干。更有甚者，發現了一種“移動密閉”，檢查時，礦上隨時可以打“密閉”，安全檢查人員一走，就把“密閉”推開，好像是打“游擊戰”。一個礦井進行多層煤開采是國家明令禁止的，但有一部分煤礦同時采兩層。檢查人員來了，只能查到一層，另幾層的出口根本見不到。

　　六是“庇護型”。煤炭稅收占財政的比率越大，地方保護的力度就越大。從客觀上講，煤炭工業關系到地方財政和當地社會穩定大局。然而，一些煤礦特別是國有地方煤礦借用政府保護，無限度地超能力生產，致使重大隱患得不到及時排查和整改。一些煤礦不搞便件搞關系，該整改的不整改，該投入的不投入，靠找人說情屢屢過關。

　　七是“壓力型”。近年來隨著煤炭形勢的逐年好轉，有的地方不按國家政策規定收稅，有的“寅吃卯糧”，有的不按實際產量收稅，而是按礦井的生產規模估計，煤礦連續長期停產后，照樣按年初核定的計劃數收稅，企業苦不堪言，只好另辟蹊徑，用超產來彌補虧空。有的官員不顧煤礦實際生產能力，超常規下達生產指標，急于在任期內創造業績，無形中把礦主逼向了“停產損失超產補”之路。

　　八是“缺鈣型”。目前，礦井加大資金投入與技術人才短缺、管理水平低下的矛盾相當嚴重。盡管各礦都投入了大量資金更新裝備，完善安全設施，安全基本條件得到很大改觀，但一些煤礦的管理仍然停留在低層次、低水平上。煤礦職工隊伍整體素質沒有提高，專業技術人員嚴重匱乏，許多礦甚至沒有一名正規煤炭院校畢業的技術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