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煤礦事故中王某受傷，煤礦一方為隱瞞事故，與王某私下協商給付其一次性賠償5萬元。事后，王某又向勞動行政部門申請認定工傷。在這種情況下，王某是否還有權利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呢?進而言之，如果王某傷害認定為工傷后，除享受了工傷保險待遇外，是否仍然有權利再向煤礦要求損害賠償呢?

　　對于這類情況，新加坡工傷保險方面的立法是這樣規定的，工傷職工既可以根據工傷補償法申請工傷待遇，也可以通過民法獲得民事損失補償。但是，只能選擇其中之一。例如如果工人在工作中的傷害是由于同事行為造成，工傷職工可以根據民法起訴這位同事，或者根據工傷保險補償法要求雇主補償，二者擇一。

　　盡管我國工傷保險遵循的補償原則同樣是民事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不重復享有權利，但對這一問題在法律上仍欠明確規定。

　　2002年，我國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職業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依照有關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賠償要求。同年頒布的《安全生產法》第四十八條也規定：因生產安全受到損失的從業人員，除依法享有工傷保險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的，有權向本單位提出賠償要求。

　　從建立工傷保險的發展歷史、原則和作用上分析，這些規定讓人難以理解和困惑。因為工傷保險正是從民事的有責任賠償逐步發展為無責任的雇主賠償，進而確立了今天被世界公認的工傷保險實行雇主繳費和無責任賠償原則。而且，工傷保險制度具有保障和賠償相結合的原則，工傷保險的待遇中本身就應當包含有人身損害賠償的內容。另外，工傷保險也有將投保人(用人單位或雇主)從工傷賠償的民事官司中解脫出來，以保險責任替代民事責任和合同責任的作用;同時，通過建立工傷保險制度，確定工傷待遇標準也為防止和避免因類似的職業傷害在民事賠償審判中，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導致工傷待遇崎高崎低的不公平現象的發生。

　　從德國工傷保險制度的發展來看，工傷保險的建立正是基于改善工人在受到工業傷害后的悲慘生活狀況的事實。這一制度是否定將民法一般原則適用于工傷事故處理的做法，而以保賠償代替合同違約賠償和侵權賠償的過程中發展來的。它使工人無需以法律訴訟來得到工傷保險待遇，從而不必發生昂貴的訴訟費用，也免去了繁瑣費時的訴訟過程，而且也不會由于企業經濟困難而影響工傷待遇。另一方面，由于依照無過失賠償原則處理工傷事故，企業雇主不再被控訴，也有效地將企業雇主從繁瑣的民事訴訟程序中解脫出來，有利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應當指出，這樣的替代意味著雇員因工傷保險賠付的形式免除了雇主在侵權法和合同法上的責任，即雇員無權再要求雇主對其事故損害進行民事賠償。因此，這種工傷保險體系必須建立在雇員從工傷保險管理機構申領的保險待遇與雇主承擔民事責任賠償相同的前提下才是公正和公平的。為保障制度的公正和公平性，德國法律規定工傷保險待遇法定，即待遇高低依法由損害程度確定。

　　我國工傷保險的待遇標準也是根據傷殘程度確定的。國家技術監督局于1996年正式批準頒布了《職工工傷與職業病傷殘程度鑒定》國家標準(GB/T16189-1996),這一標準為準確的鑒定工傷和職業病致殘程度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因此，在保險待遇法定上，我國工傷保險制度與德國工傷保險制度是相同的。當然不能否認，我國現階段的工傷保險待遇還處于比較低水平的保障階段，有待進一步提高和完善。但這一制度建立的目的和遵循的原則與世界公認的工傷保險原則都是一樣的。所以《安全生產法》和《職業病防止法》中規定的除工傷保險外的民事求償權利，是對工傷保險理論的一大突破。

　　但是，如果受傷害者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傷害事故是用人單位或雇主惡意行為，或者能夠證明用人單位或雇主放任事故的發生和擴大，或惡意隱瞞事故、拖延救助而造成勞動者更為嚴重傷害的后果時，那么完全有理由追究用人單位或雇主的其他責任。同時，在一般的交通事故民事賠償中，傷殘者也可以依據民法要求賠償，可以主張其民事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但在工傷保險范圍內，即交通事故中被認定為工傷的一方，沒有再向用人單位或雇主要求除工傷保險責任以外的民事權利。勞動部在《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中明確規定，由于交通事故引發的工傷，應當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處理。交通事故賠償已經給付的死亡補償費或者殘疾生活補助費，工傷保險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或者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不再發給。但交通事故賠付額低于工傷保險的，由工傷保險或企業補足差額。②由此表明，交通事故中工傷保險與民事賠償對人身傷害是不重復賠付的。這也完全體現了工傷保險制度實行損害賠償不重復現有權利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