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安全文化評估量表的編制
安全文化評估量表的編制是參考國內外相關的安全文化文獻,在文獻[1]10個維度的安全文化量表的基礎上增加了“安全認知”維度,并在“安全態度”維度上用Dedobbelee,Beland,Williamson等人的量表[28-29]替換了袁宇熙[1]原問卷的題項(安全文化的11個維度的操作性定義省略)。整份量表還通過深入訪談等形式,增補其內容,并通過焦點小組的形式進行討論和收集建議,以進行量表的修訂。安全文化評估問卷各維度及題項摘要表如表3所示。
表3 安全文化評估問卷各維度及題項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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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研究的課題以調查問卷的方式來收集部分數據資料,整份問卷共11個量表151道問項,采用Likert5點尺度量表法加以衡量。企業員工個人背景變量包括:
①性別; ②年齡;
③教育程度; ④服務年限;
⑤部門; ⑥職位;
⑦工勤狀態; ⑧安全經歷;
⑨安全自評; ⑩安全滿意度。
該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在案例企業——廣州港集團員工中按單位和業務部門來發放調查問卷。
2.3.3 基于扎根理論的研究設計
該項研究的質化研究資料包括:深入訪談的錄音文字稿,各種安全記錄、圖片和表格,事故分析報告等材料。共對包括專職安全管理人員、普通員工、安全管理監督人員、中層管理者共計20人進行了深入訪談,訪談文字稿等所有資料進行編碼,用ATLAS.ti5.0軟件進行處理分析。共計進行開放性編碼1521條,主軸性編碼356條,選擇性編碼53條(注:限于篇幅,3類編碼表省略)。
3 廣州港集團的實證分析
3.1 安全文化評估調查問卷數據的量化統計分析
利用上述所列的資料分析方法,將所回收的以調查問卷形式采集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將實證結果加以分析、歸納和解釋。共發放600份問卷,回收580份,其中有效問卷576份,有效回收率為96%。
該項研究的樣本結構分析(統計結果表略),描述性統計分析(統計結果表略),如表4所示。
表4安全文化評估工具11個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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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表明,問卷的信度和效度較為理想。修訂的幾個量表的僅信度值和總量表的信度說明該問卷的信度較好,KMO及Bartlett檢驗都符合要求。
廣州港集團員工背景變量的回收數據的獨立樣本的T檢驗和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及Tukeytest事后比較分析在安全文化各維度上的統計分析的共8個匯總表(限于篇幅,故省略)。
表5 廣州港集團員工不同背景變量在安全文化上的差異的統計分析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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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員工背景變量中以“年齡”變量對安全文化各維度出現的顯著差異性最多,共有5個維度呈現出顯著差異,并且對整體安全文化也呈現出顯著差異。
經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果:假設1的分項中只有“年齡”部分成立;“性別”完全不成立,其余小部分成立;假設2的分項中只有“年齡”成立,其余都不成立。
用皮爾遜相關系數法分析廣州港集團員工背景變量與安全文化現狀之間的相關性,計算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廣州港集團員工背景變量與安全文化各維度的相關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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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年齡”在安全文化中有5個維度呈現顯著相關,而其中又以“安全承諾”、“學習與變革”和“環境與設施”呈現高度負相關;(其余類推)。
用皮爾遜相關系數法分析廣州港集團員工的“安全自評”和“安全滿意度”方面在安全文化各維度之間的相關性,計算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安全自評與安全滿意度與安全文化各維度的相關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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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得知,“安全自評”在安全文化大部分維度上都呈現負相關但僅有“安全態度”呈現顯著性。
從以上的統計分析,可以得出,假設3中,除“年齡”、“服務年限”和“部門”大部分成立,“性別”不成立外,其余幾項都是部分或少部分成立。假設4中,除“年齡”、“服務年限”和“部門”成立外,其余都不成立。假設5和假設6都不成立,假設7有6點成立,假設8成立。
以廣州港集團員工背景變量為自變量,安全文化各維度和整體安全文化為依變量,進行逐步多元回歸統計(限于篇幅,安全文化各維度的參數估計摘要表共11個表省略),如表8、表9所示。
表8 廣州港集團員工背景變量對整體安全文化的逐步多元回歸分析的參數估計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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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廣州港集團員工背景變量對整體安全文化的逐步多元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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