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個方面的情況表明，我國必須高度重視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建設問題：一是隨著污染防治攻堅戰在向縱深推進過程中，地方政府“不會管”、企業“不會治”的問題比較普遍，且日益突出；二是目前各級生態環境部門，特別是市、縣兩級生態環境技術支持力量薄弱、專業化能力不足，難以支撐當地政府和企業治理環境污染的技術需求；三是目前的生態環境技術服務市場尚滿足不了實際需求；四是無論是從結構還是從作用看，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已成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因此，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是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其作用是，在要求環境責任主體做什么的同時，幫助和指導他們怎么做，解決“不會管”和“不會治”的問題。現階段，政府推動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重點任務：一是明確職能，系統謀劃，做好頂層設計；二是強化相關能力建設；三是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標準和重大規劃與行動計劃的配套技術方案制度；四是培育、壯大和規范生態環境技術服務市場；五是以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為抓手，牽引技術服務體系建設。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上強調，要增強服務意識，幫助企業制定環境治理解決方案。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兩會”期間指出，要改革創新環境治理方式，對企業既依法依規監管，又重視合理訴求，加強幫扶指導。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上又進一步強調，要突出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實現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明確目標和任務。中央領導的這些指示精神，堅持問題導向，關注的是地方和企業在污染防治攻堅戰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新出現的諸如管理決策、治理技術方法和治理方案的科學性問題、治理技術及服務的可獲得性問題，以及相關幫扶工作的制度安排問題。毋庸置疑，關于生態保護和環境污染治理的科學機理與技術研發問題，其本身始終是環境科學技術研究領域的核心內容，成果豐碩并持續取得重要進展。正是環境科學技術不斷取得重要成果和進展，才支撐著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有了目前這樣良好的局面。關于依靠科學技術保護生態環境的理念和推動生態環境技術研發與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也始終貫穿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立法和政策體系。然而，從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角看，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使政府的環境管理體制能夠有效推動生態環境科學技術直接精準支撐地方和企業污染防治攻堅戰是一個亟待研究的新課題。這是一個新課題，是因為它是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進入污染防治攻堅戰這一新階段出現的問題，它既是生態環境科學技術及其成果轉化問題，又是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本質上是管理和制度安排問題。綜觀生態環境科技研發及其成果轉化和環保產業發展的研究狀況，成果是豐富的，覆蓋了相關體制機制、政策、資金和具體技術等方面內容；但從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研究相關科技有效服務于地方和企業的環境治理問題，相關文獻鳳毛麟角。因此，本文從環境管理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觀點，探討如何讓生態環境科學技術精準支撐污染防治攻堅戰這一急迫問題的解決之策。

1生態環境監管面臨的新情況

長期以來，有兩個重要問題始終困擾和嚴重制約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進程和效果：一個是地方黨委政府對生態環境質量負責的責任沒有壓實，不少地方沒有真正重視生態環保工作，導致國家的環境管理制度、規劃和措施“懸在半空”而落不了地，或者因敷衍塞責而落地大打折扣；另一個是“誰污染誰治理”的責任沒有壓實，很多企業并不是真正想治理污染，不主動建設治理設施，有治理設施也往往不正常運行，造成違法排污成為常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指導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生態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度之密、監管執法尺度之嚴、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在這些變化中，上述長期困擾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兩個重要問題發生了質的改變。目前，總體上看，無論是否知行完全合一，絕大部分地方黨委政府真抓、抓實生態環保，大多數大中型企業想達標、真治污的態勢初步形成，這是圓滿完成《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2017）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基礎。也就是說，目前生態環境質量的明顯改善源于黨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堅強領導和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全面深化改革及其扎扎實實的落實，最終是地方黨委政府真刀實槍“抓”出來的，是企業實實在在“治”出來的。

由此，在污染防治攻堅的實踐中普遍出現兩個新的突出問題：一是地方政府，特別是市、縣兩級政府急切地想知道，按照國家和省（區、市）級的治理要求和考核目標，結合當地實際，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完成任務？需要有專家說得清清楚楚，才敢下“狠手”、出硬招，否則，事倍功半，既要被追責，又會被當地企業和市民埋怨，環境治理決策面臨較大管理風險和社會風險。二是企業急切地想知道，誰能幫他們制定專業的、精準的治理方案，上哪里能找到治理的技術裝備，上門推薦的技術裝備行不行，否則，既要面臨被嚴厲處罰的法律責任風險，又面臨較大的投資風險。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于2019年初對30個省份2586家民營企業關于參與污染防治攻堅戰情況的調查結果顯示：70%的受訪企業認為在污染防治攻堅中，政府應提高環境治理參與各方的合作體系建設；60%的受訪企業認為應加快環保產業的成果轉化，完善產品認定標準，需要政府支持推動新技術的廣泛應用。

因此，從總體上判斷，近年來通過前所未有的強化督察（查）和嚴格執法，我國生態環境監管的形勢正在發生質的變化，地方政府“不作為”、企業“不想治”的突出問題正在改變，“不會管”“不會治”正在成為新的突出問題。當然，不少地區依然是兩類問題并存。

2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基本定位

我國生態環境監管形勢的新變化包含三個方面的深刻含義：

一是佐證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決策部署的正確性。環境經濟學家Jan Boj?等早在1992年就論述到，使用何種政策手段防治環境污染，取決于邊際削減成本函數和邊際破壞成本函數的彈性。如果邊際破壞成本曲線非常陡，而邊際削減成本相對平緩時，也就是說，排放量的微小變化就可能引起嚴重的環境破壞，應該選擇直接管制手段，可以產生確定的環境治理效果；相反，當環境破壞對年均污染排放量不太敏感時，稅制等經濟政策就比較合適，環境治理的效率較高。從許多發達國家污染防治的歷史看，基本上是依靠直接管制手段解決了嚴重的產業污染后，逐漸推崇以經濟等手段治理城市化和生活型環境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環境質量出現穩中向好的歷史性變化，中央環保督察制度和強化監管及嚴格執法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總結我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時指出，特別是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制度建得好、用得好，敢于動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問題不放松，成為推動地方黨委和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落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的硬招實招。

二是生態環境監管形勢的變化，實際上是相關責任主體從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認識和態度問題到對保護的技術和效率問題的變化，兩者都會影響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效果。認識和態度問題的解決，可以獲得較高的初期邊際治理效果；但保護技術問題會直接制約后期邊際治理效果的提高，也就是說，攻堅戰在向縱深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會更加明顯。

三是生態環境監管形勢的變化大量釋放出了對政策指導、治理方案研究、適用技術選擇的需求空間，而且非常迫切。

從我國目前環保技術與服務發展狀況及其市場發育程度看，要適應生態環境監管形勢的新變化，滿足污染防治攻堅戰釋放出的新需求，不能僅僅依靠相關科研單位的公益行為和環保企業的市場行為，還需要做出相關制度安排，也就是說，要建立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從制度層面看，生態環境技術服務是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顯而易見，環境問題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社會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問題，同時也是技術問題。首先，生產技術水平影響著資源能源利用效率的高低，進而決定著污染排放強度的大?。黄浯?，技術進步對環境的影響也是一把“雙刃劍”，例如，化肥農藥對環境的影響就是負面的；再次，環境污染一旦發生，消除污染及其危害最終必須依靠科學技術及治理設施。環境管理制度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促進企業責任主體改進生產技術防止污染產生，采取技術措施來治理已經產生的污染?！吨腥A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條規定，國家采取有利于節約和循環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2006年召開的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曾提出，要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自覺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提高環境保護工作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環境治理是系統工程，要綜合運用行政、市場、法治、科技等多種手段，提高環境治理水平。因此，與生態環境經濟手段、標準、法律制度等一樣，生態環境技術服務應成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如果說法律制度和經濟手段是要求或激勵相關環境責任主體做什么，那么技術服務體系就是告訴和幫助相關責任主體如何做。然而，無論是從我國生態環境管理政策結構還是從污染防治攻堅戰目前出現的新情況看，當前生態環境技術服務發展狀況已成為相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短板，對污染防治持續深入推進的制約作用越來越明顯。

廣義上，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基本功能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為各級政府及其生態環境保護相關部門的管理決策和管理活動提供科學技術支撐；二是為地方政府及其生態環境保護相關部門提供生態修復和污染治理技術方案的研究及實施服務；三是為生態環境責任企業在修復與治理方案制定、技術選擇和相關設施運行等方面提供服務；四是指導和促進從事生態環境保護的專業化企業（環保相關企業）的相關技術研發和服務發展。狹義上，特別是從目前基層在污染防治攻堅戰中的迫切需求看，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重點應該放在后三個方面。

根據這些功能，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應堅持“政府+市場”雙輪推動。政府的總體職能是建立相應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引導和推動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發展。同時，要重點發揮好三個作用：一是主導生態環境基礎科學問題和管理與決策需要的對策研究、關鍵治理技術研發等方面；二是指導、激勵和規范生態環境技術及服務市場的發展，并做好信息共享等基礎服務；三是推動人才隊伍等相關基礎能力建設。

3推動生態環境技術服務工作的新進展

3.1 總體情況

根據我國生態環境監管形勢的新情況，生態環境部高度重視對地方政府和企業污染防治的技術幫扶工作，切實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幫助企業制定環境治理解決方案的指示精神。時任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在2019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指出，要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標志性戰役，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要充分依靠科技手段實現精準治污。在2020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上，李干杰進一步強調，要精準分析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分流域區域、分行業企業、分污染源對癥下藥，實施精細化管理；要遵循客觀規律，以科學方法、科研數據、科技成果為依據，充分發揮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的作用，切實提高環境治理措施的系統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原環境保護部于2017年組建了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向重點區域城市派駐專家組，幫助研究制定“一市一策”；生態環境部在2019年組建國家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聯合研究中心，派出40多個專家團隊，幫扶沿江城市治理水環境；同時，將重點區域的強化督查組改為強化督查幫扶組，既發現問題，又幫助解決問題。

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有14個省（區、市）開展了專項幫扶工作，見表1。

總體上，在污染防治攻堅中，目前市、縣兩級政府的技術需求有兩類：一是精準的綜合性治理方案，即針對水、土、氣等攻堅戰的質量目標，根據當地實際，需要精準的對策措施。換句話說，就是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就可以達到考核目標，在清晰、準確的污染源解析和排放清單的基礎上建立目標與措施之間的量化響應關系。二是精準的專項治理方案，如重污染天氣應對方案、某一黑臭水體治理方案、某一行業或工業園區的污染治理方案、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方案等。在企業層面，因行業、技術工藝、規模和特征污染物等的不同，技術需求紛繁多樣。

針對上述需求，地方組織的幫扶工作，特別是生態環境部組建的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和國家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聯合研究中心，對部分地區精準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發揮了重要作用。幫扶工作本身體現了環境治理方式的創新，對改善政府與企業的治理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廣西的企業負責人說，生態環境部門以前跟他們是“面對面”，現在是“肩并肩”；生態環境部門能“換位思考”，雙方的關系“越來越融洽”。

3.2 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及綜合服務平臺最新進展

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的生命力在于解決現實問題，在于實踐應用。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國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場需求相結合，完成從科學研究、實驗開發、推廣應用的三級跳，才能真正實現創新價值、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培育產學研結合、上中下游銜接、大中小企業協同的良好創新格局。在2018年“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一次強調，要加大應用基礎研究力度，以推動重大科技項目為抓手，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礙產業化的“籬笆墻”，疏通應用基礎研究和產業化連接的快車道，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加快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轉化，把科技成果充分應用到現代化事業中。

對相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顯示，“十一五”以來，國家投入100多億元，圍繞水、大氣、土壤、生態、核與輻射安全、環境健康等領域開展了大量的應用基礎研究工作，加強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豐碩。但這些成果距離生態環境管理和治理應用的“最后一公里”始終沒有全面打通。生態環境部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化難這一普遍“頑疾”，2017年在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組建了專門的機構隊伍，多次專題研究部署水污染防治控制與治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以下簡稱“水專項”）的成果凝練和應用問題，制定了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工作方案，于2018年11月發布了《推動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指導意見》。

針對大量生態環境科技成果“束之高閣”與污染防治攻堅戰對科技迫切需求之間的矛盾，生態環境部組織開發了國家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綜合服務平臺（以下簡稱“綜合服務平臺”，www.ceett.org.cn），并于2019年7月由李干杰部長主持上線。

綜合服務平臺不僅是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的關鍵載體，也是支撐各級政府部門生態環境管理、企業生態環境治理和環保產業發展的技術服務平臺。綜合服務平臺秉承“網盡天下環保好技術”“回應各方環保諸需求”“匯聚環保專家做服務”三個宗旨設計開發，堅持“線上咨詢與線下服務互動”“公益支持與市場機制結合”“開放共享與供需對接統籌”三項原則建設運行。

綜合服務平臺一期，匯聚了生態環境部十多年組織研發的環境治理技術類和管理類成果4000多項，包括水專項成果2500余項、環保公益項目成果1000余項、國家先進污染防治技術目錄技術400余項。平臺賦有三項主功能：一是線上查詢。通過模糊查詢，用戶可以搜索到按匹配程度和技術成熟度排序的相關技術或管理成果清單；根據對清單的判斷，用戶可以與平臺在線人員對接，獲取更多的信息和線下技術服務。二是需求上傳。如果線上查詢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用戶可以直接在平臺上傳需求的具體內容，在線人員和線下專家團隊經過研究后，會第一時間聯系用戶，提出解決需求的方案。三是技術推薦。任何機構和個人，只要有好的生態環境治理技術，都可以通過平臺上傳技術內容。這些技術在通過技術評估后將被授權在平臺推薦應用。平臺還有五項其他功能：一是根據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熱點需求，用文字和影像的方式在平臺展示成熟度高的技術；二是展示技術應用以及綜合性生態環境治理的典型案例；三是權威發布生態環境技術服務、成果轉化和污染防治攻堅戰工作有關的政策法規、標準規范及重大活動等信息；四是發布生態環境治理技術或項目需求信息；五是專門配備了一個為科技人員、管理者等用戶提供技術成果綜述系列服務的大型數據庫。

綜合服務平臺上線運行3個多月，用戶訪問近10萬人次，推薦生態環境技術百余項，企業和地方相關部門提交數百項治理需求或咨詢信息，形成了一批線下技術咨詢服務項目，對支撐污染防治攻堅戰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圍繞長江大保護的技術需求，以平臺匯聚的技術成果為基礎，2019年，生態環境部先后在成都、長沙、南京舉辦了生態環境技術服務對接會，累計推介生態環境治理技術近600項，向長江流域沿線12省（市）58個市縣政府、1500余家企業、2萬余人提供了科技服務。

4存在的主要問題與對策

在污染防治攻堅中，面對全國范圍的、豐富多樣的和日益迫切的科技需求，目前的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所能提供的技術支持和咨詢服務顯得系統性不夠、組織化程度不高、力度不足、質量良莠不齊。

從政府方面看，一是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對推動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認識不高、主動性不強、職責不明確；二是缺乏頂層設計，措施不多，尚未形成全面、系統推動相關工作的體制安排和總體思路，目前一些地方對企業治污的幫扶工作，還處在初級階段甚至應急式狀態，還沒有精力、能力和意識從源頭控制、過程清潔化、末端綜合治理與利用的系統化方式解決問題；三是提供相關技術服務的政府所屬事業單位的隊伍規模和能力尚不能滿足支撐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際需要，特別是市、縣兩級生態環境專業能力薄弱，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基本不具備開展精準治污的綜合性方案和專項方案的研究能力，主要依靠國家級和省級專業團隊，需求旺盛，供給不足，且供給難以及時。

從市場方面看，生態環境技術和服務市場不夠發達，也不夠規范。在與市場相關的眾多問題及其復雜的原因中，環保技術和服務市場信息不對稱、供需缺乏對接渠道、現有的技術缺乏權威規范的評估認證是困擾地方和企業尋求和選擇相關技術服務的一大難題。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治污企業不知道到哪找技術；另一方面，對上門的技術不放心，魚龍混雜，沒把握。

因此，加快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政府要首先履行好相應職責，發揮組織推動和引導與規范作用。

第一，高度重視，準確定位，明確職能，系統謀劃。在污染防治攻堅戰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形勢下，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是實現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實現精準治污、科學治污和高效治污的重要舉措，是支持高質量發展的促進因素。要將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納入生態環境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能之中，并作為生態環境政策體系的重要內容。明確這一定位后，建立相關工作體制機制，全面規劃，做好頂層設計，系統推動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建設工作。

第二，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標準和重大規劃與行動計劃的配套技術方案制度。在配套技術方案中，明確達到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技術可行性分析結果和適用技術選擇清單，提供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目標、完成相關重大規劃與行動計劃目標的技術經濟可行性分析情況和可選擇的技術路線。原則上，配套技術方案應與標準和規劃及計劃同步發布，讓相關責任主體既要清楚做什么，還要知道怎么做。

第三，強化生態環境技術服務的能力建設。一是加強相關應用基礎研究、對策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發的機構和隊伍建設，組建專門從事技術轉化和推廣及提供部分咨詢服務的機構和隊伍。二是在本屆政府的行政體制改革后，市、縣兩級生態環境部門的監管能力和機制得到明顯加強和改善，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應在提高專業化能力上下功夫，切實提高市、縣兩級一線工作部門的治理能力。三是充分發揮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行業協會在技術服務工作中的作用。行業協會的專家對本行業的生產情況和技術工藝非常熟悉，是行業污染治理的行家里手，要通過建立合作機制，充分發揮行業專家的作用。

第四，培育、壯大和規范生態環境技術服務市場。環保產業是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建設的主體。根據目前環保產業市場的發展狀況，在著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切實保障科研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權益的同時，政府應高度重視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搭建生態環境技術與服務供需信息平臺，解決技術和服務的擁有方與需求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促進行業有序發展。二是引導和扶持環保企業走一體化、綜合性的發展路子，實現兩個融合：用戶、研發、技術孵化、技術服務之間的機構發展融合，以及治理需求、治理方案研究、技術研發、裝備制造、設施安裝運行、治理方案實施等技術服務環節之間的發展融合。三是更多地鼓勵環保設備制造企業和細分專業技術環保企業的發展。生態環境技術研發成果必須轉化為標準化的設備才能得到應用，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建設，既需要相關工程建設和咨詢企業的發展，現階段更需要相關裝備制造業和從事專項技術研發的細分環保企業的發展。

第五，以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為抓手，牽引技術服務體系建設?？萍汲晒D化工作，既是擴大技術服務供給的措施，也是滿足技術服務需求的載體和過程。目前，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應抓好四個重點：一是以做大做強國家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綜合服務平臺為載體，真正實現“網盡天下環保好技術、回應各方環保諸需求、匯聚環保專家做服務”的目的。二是圍繞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問題、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難點問題、長江大保護和黃河生態保護等重大戰略，問需于基層，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技術對接會和服務送基層活動。三是盡快建立規范的生態環境技術評估的工作程序和技術要求，解決生態環境技術和裝備市場良莠不齊、技術需求方不放心的問題。四是在有條件的地方，建立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示范基地，逐步形成覆蓋主要地區的技術推廣應用網絡。

5結論

（1）從四個方面的情況看，必須高度重視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建設問題。一是隨著污染防治攻堅戰在向縱深推進過程中，地方政府“不會管”、企業“不會治”的問題比較普遍、日益突出，并將在未來一個時期會一直存在；二是目前各級生態環境部門，特別是市、縣兩級生態環境技術支持力量薄弱、專業化能力不足，難以支撐當地政府和企業治理環境污染的需求；三是生態環境技術服務市場不夠發達，也不夠規范，滿足不了實際需求；四是無論是從結構還是從作用看，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已成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

（2）生態環境行政主管部門應將加快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擺上重要的議事日程，納入管理職能之中，并將其作為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建設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定位是，堅持問題導向，在要求環境責任主體做什么的同時，幫助和指導他們怎么做，解決地方政府在生態環境保護中“不會管”、企業“不會治”的問題。

（3）現階段，政府推動構建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的重點任務：一是系統謀劃，做好頂層設計；二是強化相關能力建設；三是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標準和重大規劃與行動計劃的配套技術方案制度；四是培育、壯大和規范生態環境技術服務市場；五是以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為抓手，牽引技術服務體系建設。

（4）根據現有文獻，盡管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環境管理體系中并沒有“環境技術服務體系”這一明確說法，但在環境技術服務方面的成功做法是毋庸置疑的。例如，政府組織環境科學研究和關鍵環境治理技術研發，在發布環境標準和重大規劃計劃時同步提供適用技術選擇，發達的環境咨詢機構和環保產業向政府和企業提供高質量的技術服務等。因此，這一情況并不是影響，而是支持了本文對在中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強化相關技術服務體系建設的主張，但今后需要加強對其他國家相關問題及經驗借鑒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