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建筑、物資、能源、技術、資本等要素在大城市的高度聚集，重大安全風險不斷匯聚、疊加、衍生、變形，構成了對城市正常運行和良好運轉的新型挑戰，我國城市安全治理能力滯后于城市發展速度，城市重大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正當其時。

我國城市重大安全風險防控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國內主要城市紛紛探索防范化解城市重大安全風險的有效方式，實踐中取得了許多有益的經驗。但整體來看，我國城市重大安全風險防控還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體系不健全、統籌力度不夠等問題。

　　城市安全風險防控認識仍不到位。城市安全風險防控尚處于初始階段，對城市安全風險發生發展的規律認識不充分，對風險防控工作要做什么、怎么做思想仍不統一，對安全耦合風險、致災機理和影響范圍等研判預測不足，“重應急處置、輕風險治理”的現象仍然存在。社會公眾的危機和風險意識不強，全民共治的公共安全文化氛圍尚未完全形成。

　　城市安全風險防控體制機制仍需改進。城市安全風險統籌協調力度不夠，難以有效整合各部門行政資源對群發性、鏈狀性特征極強的城市安全風險進行協同響應處置。某些領域安全風險防控職責分工比較籠統，權責不夠清晰，上下游環節之間還存在盲區和交叉復，“九龍治水”和“無龍管水”現象并存，難以滿足風險動態管控的需要。缺乏有效機制對某些重大安全風險的責任部門進行追責問責，督促落實風險防控責任缺乏抓手。基層重大安全風險防控力量較為薄弱，專業能力欠缺，經驗不足，無法有效識別、處置基層綜合性風險。

　　城市安全風險防控能力仍需提升。一是科學的城市規劃安全評估論證機制尚未建立，城市源頭性安全得不到保證。二是城市安全風險防控信息化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實現信息的全面覆蓋和實時整合存在難度。三是風險監測手段仍然薄弱，大量依賴人工監測、巡視，事故苗頭難以及時發現。四是風險響應處置手段不多，有關風險防控的法規制度滯后，一般性行政處罰震懾力度不足，違法成本較低。

構建我國城市重大安全風險防控體系的思路策略

　　根據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和“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的要求，公共安全理念應從傳統的救災減災向韌性提升、風險治理、協同應對的可持續發展方向轉變，通過完善“全主體”的責任體系、健全“全流程”的能力體系、夯實“全災種”的保障體系、形成“全社會”的共治體系，最終構建統一領導、協同高效、反應靈敏、應對有力的城市重大安全風險防控體系。

　　完善“全主體責任體系”。構建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應急部門統籌協調、部門分工負責、企業有效落實、社會積極參與的重大安全風險防控責任體系。一是明確職責分工。研究制定重大安全風險分級防控責任清單，明確細化各級各部門、村（社區）和生產經營單位在風險辨識評估、監測預警、響應處置等各環節的責任分工；推動生產經營單位將重大安全風險管控納入日常工作，明確細化所有部門和崗位人員的風險管控職責。二是健全履責機制。建立健全會議研究、檢查督查、領導干部述責、企業風險防控法人責任制等制度機制，督促重大安全風險防控責任落實。三是強化追責問責。制定出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追責問責辦法，督促各級各部門和生產經營單位切實履行重大安全風險防控責任。

　　建強“全流程能力體系”。著眼重大安全風險防控的全生命周期，全面提升風險減緩與預防、診斷與預警、響應與處置、恢復與提升四個方面的能力。

　　風險減緩與預防能力。一是對重大安全風險實施事故情景構建和脆弱性分析，找準風險發生頻次、強度和危害等規律特點，確保每一個重大風險源都有監督和管理主體，都有具體管控措施。二是強化源頭防控。將綜合防災和城市安全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探索制定城市公共安全專項規劃，包括城市工業危險源、公共場所、公共基礎設施、自然災害、道路交通等安全專項規劃；制定實施城市規劃安全評估論證機制、重大項目安全風險評估機制，全面提升超大城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的韌性。

　　風險診斷與預警能力。一是積極探索開展大數據和物聯網應用，綜合運用人工巡查巡檢、自動傳感裝置、衛星遙感遙測等管理和技術手段，實現對城市重大安全風險的實時動態感知監測。二是建立重大安全風險定期研判機制，采用人工智能、專家參與、會議研究等方法，對城市面臨的重大安全風險進行精準分析，并提出預警及防范建議。三是建立重大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中心，建立相關部門信息報送聯動機制，統一、歸口發布預警信息，精準發送到重點區域、企業、場所、部位。

　　風險響應與處置能力。一是形成快速響應動員能力。在現有應急預案的基礎上，編制重大安全風險應急響應方案，科學設計響應流程，建立預案和響應方案演練、評估和更新機制。二是探索建立“扁平化”應急指揮模式。以應急指揮中心為中樞，理順應急統一指揮體系，探索設立現場總指揮官，設置現場操作（技術）指揮部和行政指揮部，強化多方協同綜合保障。三是形成重大事故災害應急避難體系。科學規劃布局應急避難場所，逐步形成以區域防災梯級公園、學校防災據點、社區防災據點為主體的防災網狀新體系。四是建立網絡輿情和社會心態監測系統，及時回應社會關注，引導正能量社會輿情，化解社會焦慮。

　　災后恢復提升能力。一是增強社會秩序恢復能力。一旦重大事故災害應急救援結束，有能力迅速將損壞的道路交通、水電氣、通信等重要生命線系統恢復到可接受的水平。二是建立災后調查評估制度。對重大安全風險防控全流程特別是預案和應急救援進行科學調查評估，開啟災害學習過程，讓慘痛教訓成為持續改進的動力，將成功經驗及時固化為制度化措施。三是提升韌性發展能力。科學制定災后重建計劃，將恢復重建納入可持續發展的大范疇中進行考量。

　　夯實“全災種保障體系”。強化法治保障。一是對照應急管理“1＋4”（應急管理法＋安全生產法、自然災害防治法、消防法、應急救援組織法）法律體系骨干框架，加強相關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的立改廢釋，將重大安全風險防控相關制度機制納入法制體系。二是推進重大安全風險防控的規范化、標準化建設，因地制宜制定專項規劃、專項預案和各類標準規范（包括地方、行業、團體、企業標準），實現重大安全風險防控“全流程標準運行”。

　　強化科技保障。一是鼓勵、引導和扶持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安全技術機構積極參與城市安全風險防控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研究，打造品牌化、專業化的技術團隊；推進安全風險防控專家庫、知識庫、案例庫建設，建立數字化預案和各類安全風險防控模型，為科學防范處置城市安全風險提供智力支持。二是啟動“智慧應急”工程，運用區塊鏈和5G、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城市安全風險進行預測和預警，對突發事件進行預警、防范、化解和善后，實現城市安全風險管理的系統化、智能化、精準化。

　　強化隊伍保障。一是建強監管執法隊伍。著力增強應急部門、負有安全監管職責的部門和行業管理部門監管執法力量，加強規范化建設；探索組建片區執法隊伍，統籌加強鄉鎮（街道）安全應急救災力量。二是建強應急救援隊伍。構建以消防綜合救援為主力軍、軍隊救援力量為突擊力量、專業救援為骨干力量、社會救援隊伍為補充力量的“四位一體”應急力量體系，推動應急力量逐步從分災種、分部門、分系統向建立綜合性應急救援力量體系融合、轉型。三是建強基層網格員隊伍。將安全風險防控作為網格員的基本職責，通過完善機制、加強培訓等方式，提升網格員風險防控能力。

　　形成“全社會治理體系”。傳統的政府單一主體管理模式難以對城市安全風險進行過程管控，建立社會多元主體治理體系，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城市運行過程管控從而預防事故災害，是進一步做好城市安全風險防控工作的必由之路。

　　營造安全文化。首先，要求各級黨委政府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堅決守護安全的“紅線”和“底線”。其次，研究制定“全民應急文化建設綱要”，強化全民安全教育，制作公益安全教育產品，廣泛開展企業安全文化和安全社區建設。

　　健全共治機制。一是風險溝通機制。對涉及公共安全的規劃或建設項目，實施前廣泛征求社會各方意見，嚴格履行決策程序，在確保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發布重大安全風險信息，杜絕謠言和信任危機，強化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信。二是隱患治理機制。鞏固提升“群眾發現、社區匯總、街鎮呼叫、部門響應、協同整治”的風險隱患發現響應機制，優化“前端發現報告—網上分流移交—部門限時辦理—全程跟蹤督辦—辦結回訪問效”的分級、分類鏈條式事件辦理流程。

　　拓展共治渠道。一是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制定年度政府購買安全服務目錄清單，建立第三方安全服務評價機制和責任倒查機制，推動安全技術服務機構、行業協會等參與安全風險防控。二是積極推行安全生產責任保險制度。論證引入“巨災”保險機制的可行性，防止災害風險向社會風險傳導。三是鼓勵社會監督。

　　【本文系四川省軟科學項目（20RKX0595）、成都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9R10）、成都市軟科學項目（2019-RK00-00163-ZF）項目課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