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產監管部門一直被認為是為經濟社會保駕護航的，這個理解不能稱其為錯，但是很多人進一步誤解，認為安全監管只要能被動地“守住”就行了。

世界衛生組織安全社區促進中心專家谷爾邦·斯瓊博格曾舉了一個例子：同是預防溺水，中國是在所有的水庫、池塘邊裝上高高的護欄，不讓你下水，見不到水也就淹不死；在西方國家，更多的是教會所有人游泳、應急逃生，水再大再急你也可以安然上岸，是主動的措施。

筆者由此聯想，在某種意義上說，很多時候，我們的安全生產工作也是被動的，只是就安全談安全，被動地開會、被動地發文件、被動地開展檢查，而沒有跳出安全系統自我封閉的圈圈，學會綜合運用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的手段去解決問題。我們很少提出跨部門、跨行業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措施，久而久之，估計安全監管部門可能逐漸不入財政、稅務等其他部門法眼，不能借助國家大政方針、社會發展大勢和其他可以依靠的力量去干活，最后變成“單打獨斗”“包打天下”。我們需要改變。

如何改變？答案很簡單，借勢用力，跳出安全抓安全。應該說，這個話題并不新鮮，但知易行難，稅前扣除企業安全投入費用可能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措施。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指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他強調，我們新一年的任務，“必須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通過簡政減稅、放寬準入、鼓勵創新，持續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他在講話中提到了減稅，要求降低企業運營成本。

前段時間，企業家曹德旺說，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３５％，引發了各方爭論。數據是否準確，不得而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傾向認為，國內企業的稅負（稅收和收費）確實偏高。高層對此十分關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之一就是降低企業稅負。筆者認為，通過降低稅負，讓企業的“總稅率”在世界平均水平線附近浮動，是一個較為理想的狀態。對于如何減稅負，財政部提出的一項措施是，“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比率由５０％提高到了７５％，也就是說，在計算企業所得稅的時候，中小企業可以將更多的研發費用在稅前扣除”。

安全生產很難抓，原因之一就是企業投入不足。我國大多數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安全生產基礎一直比較薄弱，如果能在稅前盡可能扣除部分企業安全生產投入費用，換取企業加大安全生產投入，對促進安全生產大有裨益。安全生產的長期收益自不待言，就短期來說，雖然稅收少了，但是企業這條魚養大了，未來稅收計提基數更大了。扣減安全生產投入比只對科技企業扣減研發費用的覆蓋面更寬，差不多覆蓋了所有生產經營單位。在當前經濟增速低迷的形勢下，減稅好比給企業安全生產、給安全生產工作打了一劑強心針。

進一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給安全生產帶來很多有利時機，不容錯過。安全監管部門可以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出臺相關政策，將企業部分安全投入（具體比例可以研究，比如３０％或５０％）在稅前扣除，引導企業加大安全投入，能夠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當前稅收的小損失換回來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生命與健康、穩定與和諧，帶來的是未來經濟、稅收的大回報。

當然，稅收政策的調整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各地借安全生產領域改革創新的東風，可以先行先試。前段時間，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發布了對先進制造業、總部經濟、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四個“黃金十條”，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向。其中，給予企業一部分獎勵，其實質就是將財政的錢返回給企業，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降低了企業的“稅負”。這其實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安全生產工作是可以照貓畫虎的，可以向政府申請安全生產專項資金，用于引導企業加大安全生產投入。比如，可以對企業開展安全隱患排查、安全設備設施改造、購買安全生產責任險、職業病控制效果評價等給予部分返還，待國家、財政部門明確稅收扣減相關政策后予以停止。如果實施，這可能會給安全生產帶來嶄新的局面。